段崇轩名言,段崇轩的名言

· 时下的文学真是繁荣了。都市生活、官场内幕、历史烟云、民情风俗、神话传说、婚爱活剧……题材内容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人类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们尽收笔下。庄重的现实主义、典雅的古典主义、飞扬的浪漫主义、诡异的现代主义，以及魔幻现实、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种种表现方法和手段，都悉数拿来、各显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还在不懈坚持，更年轻的70后、80后，又一批一批涌现，我们的作家队伍也年轻化、知识化、白领化了。但是，在这一台精彩的文学盛会中，我们不难发现，来自广大的底层社会的内容太少了，来自普通民众的“代表”几近缺席了。

· 七天的韩国之行，韩国人温和、坦诚、严谨、细致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性格似乎是东亚人的一种共性，属于人类性格中阴柔的一面，而在韩国人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韩国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在中韩作家举办的船上朗诵会上，他们面对浩荡的汉江纵情吟诵，情感显得那样深沉激越；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馆里，他们把酒放歌，哪怕是一首表现欢乐的歌曲，也总是蕴涵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悲情。

· 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作家群体，就会生产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现有的作家队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出生乡下，大部分是新时期初、中期登上文坛的，现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顺”之年了，对当下的底层社会渐渐隔膜了。

· “新时期文学”是要努力告别“当代”，回归“五四”的，但它也承袭了“十七年”文学的诸多观念和做法。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上，基本上是以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为主的。在作家队伍的建构上，特别注重从基层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十年“文革”，在农村、工矿“储备”了大批的文学青年，整个社会和文学的“复苏”，为这批人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机。

· 历史的经验(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顾。关于“十七年”文学，近年来成为重新解读的“热点”。有一段时间把它说成“豆腐渣”，现在又说是“一朵花”。我倒以为这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价值与局限兼有的文学时期。这是一个被称之为“工农兵文学”的时代，他的病症在于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学的同时压抑了多样化文学，在表现方法上设置了过多的清规戒律。我们不必把这一时期的文学估价太高。

· 我们的作家队伍阵容壮观、人才荟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层作家，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底层作家代表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和更庞大的人群，没有他们强有力的声音，我们的文学岂不就变质了、变味了吗？ —— 段崇轩名句

·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倡导专业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间，把沉默世界的社会和人生展现出来，晓谕世人，赢得关注。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发现和扶植底层作家，精心培养，提供园地，推出作品，把来自社会下层的源头活水引入文坛，送向社会。扶植底层作者绝不仅仅是文学的点缀和需要，而是时代、社会、历史的需要。

· 我知道扶植底层作者是一项困难的事情。今天的农村、工矿以及城镇街道，滋长文学萌芽的水土已严重流失，人们都在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渐萎缩。在广大的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涌向城市打工，坚守土地的已越来越少。对于底层作者来说，由于基础的薄弱、视野的狭窄和环境的闭塞等原因，走文学之路变得格外艰难。

· 同时我更相信，中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学体制，有很强的凝聚和号召力；现在又有了众多民间的文学组织，其作用不可低估。而发现和扶植底层文学作者，又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因此，扶植底层作者主要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了它的深层意义，其他困难也许不难解决。

· 当下的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是愈显多样和繁荣了。都市文学绿肥红瘦，通俗文学、女性叙事、青春写作等蓬蓬勃勃。具有深厚传统的“农村题材文学”或者称“乡村文学”，依然是多元文学格局中的一方重镇，有众多的实力派作家不懈耕耘，有影响的作品不断涌现。

· “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不必去纠缠它。应该说，作家写什么、怎样写、为谁写，完全是作家的权利和自由。文学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属于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读者，谁都有权利去分享。

· 但是当下的文学，它的表现疆域在缩小，读者群也在萎缩，已变得越来越“嫌贫爱富”，缠绵在城市，紧紧地盯着上层和成功人士，成为“悬浮”在城市里的圈子文学。即便是乡村小说，写的是农村和农民，但思想、情感、愿望大都与农民“风马牛不相及”。

· 诚然，今天的农村“缺乏”新文学，农民“拒绝”新文学，其原因是复杂的，责任也不全在文学和作家方面。农民的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他们需要农业科技、医疗知识，需要民间文艺，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是读文学，他们当然喜欢与自己密切相连的乡村文学，但也会读历史小说、城市小说等等。那种把文学普及到农民中去的想法，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

·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代一代作家为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文学走向农村”，作出了坚韧而不懈的努力，而最有成就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早期文学。在这二十多年的文学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存在，但在文学同底层民众的结合上，在创造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大众语言上，是卓有成效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大众化文学”传统。

· 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导致了整个思想观念上的模糊、狭隘乃至偏差。他们在写作中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表现自己的感受、体验、趣味等个人的东西，而很少想到农民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习惯。他们在继承“五四”文学中却把路子越走越狭窄，另一面又淡忘和丢弃了“大众化文学”的精髓。

· 我们的文学，要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坚冰”，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重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成为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从作家的角度讲，重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家的立场转换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让人腻烦的话题，但又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

· 中国的文学与社会，总是宿命般地唇齿相依、难分难解。今天，当和平崛起的中国，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语境中，决心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的文学也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这个路口一面的路标是“现代性”，另一面的路标是“民族性”。

· 对于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逐渐成为研究界的一门显学了。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文学应当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等，自是见仁见智。

· 自然是“中国化”了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个性特征，它同样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大部分。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具有特点和魅力的一种。但在长期以来不间断的文学革命、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文学的“民族性”渐渐断裂、式微，导致了在某些时段文学的无根状态和无序发展。

·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要有一个表现重心和发展取向。对于当下文学来说，它的探索、追求应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继续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轨迹，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倡导人文主义精神，汲纳西方文学的审美方式方法，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 不管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亦或文学艺术发展，我们还都不能说“现代性”已经完成。尽管我们为此而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已进入一个现代国家的行列，但现代化的目标依然遥远。

· 在一个文学遗产悠久深厚，现实主义文学根深蒂固的国家，文学的“现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但中国的文学必须有一个“现代性”的远景目标，这是激活它的生机、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经之路。

·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现代性”始终是一个“主旋律”。我们并不否认，“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审美理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根本性、革命性的变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有时是以压抑、排斥、牺牲“民族性”作为代价的。

·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博大精深和现代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推崇。是的，在传统的文化和文学中，确有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级观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学以来，这些均属于“革命”的范畴，今天我们依然要坚定地批判、扬弃。

· 谁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谁是中国改革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或者说“主体”？在当下的文学中，这一基本的、重要的文学命题，竟变得模糊、暧昧起来。在层出不穷的长篇小说中，抢眼的人物形象是谁呢？是都市青年、官场官员，是商贾业主、金领白领……自然也有写工人、市民、农民、农民工的，但他们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是作家去同情、怜悯、启蒙的人物。

· 一味追求小说内容的花样翻新，忘却艺术形式上的精心探索，这是“好看”标准必然要带来的文学 “苦果”。我说过，现在是小说艺术形式最缺乏创造性的时代，艺术探索基本处于保守甚至停滞状态。新时期文学十几年，小说在表现形式上锐意探索、极大地推动了小说文体的发展和变革。

· 如果说10年前提出 “好看小说”的口号，有其历史和文学的必然性、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的小说，在变得“好看”的同时出现了泡沫化、快餐化、低俗化的态势下，这个口号就应该“叫停”了。因为小说不仅要“好看”，也要“艺术”。

· 造成这种文学状态的因素也许很多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如果用“顺藤摸瓜”的办法，根子也不难找到。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作家群体，就会生产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现有的作家队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出生乡下，大部分是新时期初、中期登上文坛的，现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顺”之年了，对当下的底层社会渐渐隔膜了。

· 我学写作是在七、八十年代之间，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写了文学评论给前辈或老师看，他们总在语言上“横挑鼻子竖挑眼”。谆谆教导你：概念要清晰、准确，论述要深入、到位，用词要严密、简练…… 评论文章的精髓就在“理论性”上。按照这种套路我写了很多年，后来渐渐发现，这种评论语言是有问题的。它强调的是文章的概念、理性这种如“骨骼”一样的东西，却忽视了作者自己的感觉、感情这些“血肉”的成分。

· “理性”语言太僵硬，“感性”语言太朦胧，其实评论语言的最高境界，还是感性与理性水乳交融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我们不妨称它为“智性”的或“智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在哪里呢？在那些文化修养深厚的作家、学者、评论家那里。“五四”时期的一代大家，如鲁迅、胡适、钱穆；后来的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等，他们运用的就是“智慧”语言。现在个别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也逐渐在接近“智慧”的境界。

· 说到底，一个学者、评论家的写作语言，是他的个性、修养、境界的综合体现，是人生智慧的结晶体。“理性”语言，放弃了个体生命的丰富感受，让概念、理论牵着鼻子走，不足取。“感性”语言，让任性、飘忽的感觉支配写作，抽掉了评论的理性属性，也无前途。只有“智慧”语言，熔感性和理性、个体和人类为一炉，才能抵达真正的学术境界。我想，还是从前辈学者那里多学点东西，才是正路。

· “读经”，这久违了的字眼，这淡忘了的传统。在今天世界一体化、市场经济长足推进的背景下，它的突兀萌发，真让人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它标明我们的民族，现在终于可以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封建”、“腐朽”、“没落”等一顶顶帽子紧紧扣在它的头上。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最终要落实到人——人的心灵塑造上来，落实到培养具有文化根底的青年上来。一代一代、薪火相传，中国文化才可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变为民族的精神资源和强大动力。令人可悲的是，培养青年的文化人格的教育机制，我们已经废弃得太久了，至少已有七、八十年了罢。

· 许多人抱怨数十年来没有产生“大师级”的学者、作家，其根源不是不证自明的吗？现在，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是“学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那么，“承传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开始”。我以为，这后一句话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只要我们把“文化种子”给一代一代的青年撒下去，中国的民族文化总会有振兴繁荣的那一天。

· 我绝不反对“读经”，我举双手赞成“读经”。几年前，有幸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编写语文教材的资深编辑张必锟先生，我曾冒昧地对老先生说：“我觉得几十年来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写是失败的，它缺乏文化含量，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在课本中基本没有得到体现”。老先生频频点头，若有所思。我感觉他是赞成我的看法的，但他“身在庐山”，自有隐衷，又能说什么呢？现在，“读经”活动自下而上地展开，颇有“星火燎原”的势头，这无疑是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个严峻挑战。

·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灿烂以及它“无与伦比”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它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视、主张“天人合一”以及极富辩证法的“中庸之道”思想等，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 中小学生的“读经”，不仅要读“五四”新文化经典，同时还要读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庶几才能塑造出一代青年一种健全的、现代的、开放的、深厚的文化人格，中国文化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现代。

· 重建中国的现代民族文化，是一项庞大的、长期的、细致的“特大型工程”，盲目不得、操切不得，它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时下中小学生“读经”虽然问题多多，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好的切入点，在重重的忧虑中我依然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一种振奋。

· 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有着强大的外因，也有着深刻的内因。从外因方面看，整个社会向经济生活方面倾斜，金钱、物质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与精神，文学被冷落、被忽视，逐渐滑向了社会边缘。同时，曾是大一统的文化市场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影视文化迅猛发展，生活报刊异军突起，面向大众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图书也蜂涌出版，多种多样的书刊市场吸引和拉走了一批批读者，忠实的文学读者群越来越小。应该说这是文学期订数锐减，读者越来越少的直接原因。

· 近年来对文学界的批评时有耳闻，如抱怨现在的创新之作太少而平庸作品太多，如批评目前一些作家远离尘世，只会写一些小圈子的生活……其实文学界的这种萎靡现象，文学期刊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文学期刊做为作家的创作园地，对作家无形的暗示和有意的引导，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在计划经济模式中生存了数十年的文学期刊，今天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它就永难走出困境，最终只能自我消失。努力改变文学期刊的外部生存环境自然重要，但根本出路还在改革自身。面对新的时代要求，文学期刊要把发展文学事业和面向市场结合起来，以读者的审美需求设计刊物面貌，改革栏目配置，编选文学作品，引导作家创作；在满足读者需要的基础上，把提高和开阔读者的审美境界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要加强文学编辑的自身建设，建立竞争机制，提高编辑待遇，确实形成一支力量雄厚、富有活力的编辑队伍。唯有这样，文学期刊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

· 你可以办成一份以扶植文学青年为主的“摇篮刊物”，也可以办成一份以名家为阵容的“大家刊物”，你可以走纯而雅的“阳春白雪”之路，也可选择面向大众的通俗化途径；你可以坚持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也可以着力扶持先锋派小说；你可以搞成文化品味的文学期刊，也可以与历史、哲学等结缘孕育出新的品种；你可以把多品种搞成单品种刊物，自然，如果你的“地方拼盘”很拿手，也大可不必去另换花样……文学期刊一旦松绑，它的出路会非常广阔，也许它才能更轻松地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更自信地面对读者和市场。

· “五四”以来的中国乡村小说,顽强生长,几经嬗变,不断拓展,形成了现当代文学 史上的瑰丽景观。应该说,乡村小说是表现农村生活——民间社会的,但民间文化—— 作为民间社会的意识形态——却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地登上舞台,作一回主角。

· 民间文化是一个极宽泛、混杂的概念,这里不去赘述。对农村而言,民间文化可以 比作一条能够融汇百川的大河,它容纳着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它 承载着数十年来不断变幻、演进着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甚至渗透着知识分子建立起来 的新文化因子。

· 一种生存、一种文化,只有在另一种生存和文化的比较、照亮下,才能显出它独有 的价值和魅力来。

· 历史创造着作家,而作家也在创造着历史。沂蒙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它为共和国 的诞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解放之后,又紧跟着社会潮流而惟恐落后半步。在世人的心 目中,它是神圣的、又是神秘的 ,说起它几十年的历史,人们又往往以一个“左”字了 之。

· 我以为，文学批评从“一统天下”走向“三分天下”，不再依附于某种思想和潮流，这是文学批评的一次解放。它的分流使批评本身变得开阔、细化了，形成了批评自身的多元互补，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具体划分大致有如下三种批评类型：一是学院派（包括文学研究所等机构）批评，二是作协派（包括文联的研究部门）批评，三是媒体派批评（包括刊物、报纸、网络等）。几类批评各有千秋，形成了不同的批评声音，也创造了不同的批评模式。

· 文学批评“三分天下”的势态，已经走过了10多年时间，现在该是梳理、总结、融合的时候了。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人怀疑，文学批评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文学批评能否成为一种职业（如作协派批评）？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转型时期，文学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呈现膨胀、多端、无序状态，它将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心理和情感。面对这样的文学状态，不能没有文学批评的“宏观调控”和有意识的引导。

· 几种类型的批评家应认真总结批评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打破门户之见，看看别的批评模式有哪些长处和短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的批评变得更丰厚、成熟一些。如学院派批评，就应借鉴作协派批评那种直觉判断、情感渗透的论述方式，使“板结”的批评变得鲜活、个性起来。如作协派批评则应学习学院派批评那种学术的纯正和论述的严谨，使感性的批评蕴含理性的逻辑。而媒体派批评家一定要重视批评标准和理性分析，让带有“新闻”色彩的批评生命更长久一些。外部环境的改善加上批评家自身的努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就会走向“柳暗花明”。

· 短篇小说发展到今天，不说“五四”、“十七年”，就从新时期算起，也有30年的时间了，已经成了熟透的果实。而现在那些最有成就的实力派作家，绝大部分是从新时期起步的，短篇小说在他们手里，已然成为游刃有余的文体。

· 为什么有些短篇小说，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痛不痒、孤芳自赏的感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是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是文人作家道听途说，然后用理性和技巧打造出来的。它们也许是精致的、深刻的、审美的，但却很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 短篇小说应当是一种最自由、最多样化的文体，我们既需要那种超拔、精深的高雅之作，也需要那种质朴、鲜活的“原生态”佳制。

· 多年来小说界盛行着一种“纪实”风潮，不少作家认为，现实生活的严峻、复杂、多变、离奇，就足够描摹的了。作家不必再去煞费苦心地想象、虚构，也不必再去绞尽脑汁地思考、提练，只要抓住一个好题材，实事实写，实话实说，就会是一篇好作品。“新写实”、“新体验”、“现实主义回潮”等一波接一波的小说浪潮，都源于这种“纪实”思想和观念。这一思潮对于小说回归现实、走近读者功莫大焉，但强调过头就有悖小说的艺术规律了。

· 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境界，是隐藏在作品所表现的题材之中的，但更是作家通过他的“慧眼”发现并用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这对一般作家来说是一大难关，对成熟的作家也永远是挑战。

· 当然，一个短篇小说，不可能在情感、精神、思想、审美境界上全部占有，抵达高度和谐的程度，它往往会有所偏重，突出一种和几种意境，但凡是优秀的短篇小说，一定是在艺术境界上别有洞天、丰富阔大、富有独创的。

· 王国维的“境界说”理论是从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提练出来的，它适合于各种文学体裁，但更吻合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因为短篇小说构筑的实在是一个小而又小的有形世界，而它升华出来的则应是一个无限广大的形而上世界，这与古典诗词的本质特征极为相似。

· 叙事方法和手法，从表面看只是作家的一种审美追求和表现手段，但实际上是作家的思想视野、文化立场、思维方式以及艺术趣味的综合体现。短篇小说叙事方法的保守、单调，折射出的依然是作家思想的匮乏和激情的衰减。

· 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中，我们倒是看到了短篇小说的另一种探索倾向，即向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靠拢。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或是取法中国的古典主义，都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对于当代作家来说，也许后一种选择更容易获得社会和文学的认同。

·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可谓博大精深，是一份最宝贵的资源。短篇小说在向传统的复归中，已初见成效，我们期待更多的作家探索下去。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与中国现代小说具有许多“同质性”，难以对小说的发展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 当下的短篇小说虽然在局部表现上，还可看到对现代派小说的借鉴，但在整个创作格局中，对西方文学的汲取和融合，已成为最薄弱的环节。当代短篇小说的重振与新生，必须是在充分吸纳中国古典的和西方现代的两种资源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几度勃兴、倍受青睐的短篇小说，在今天多元、宽松的文学时代，却愈来愈“失宠”了、“衰退”了。抱怨、批评之声从上世纪末到今天，不绝如缕，说明了它的消沉已年深日久，还未见复兴的亮光。其实，当我们抛开偏激的成见，细读1989年以来的短篇小说，就会惊异地发现：在短篇小说看似水波不兴的疆域里，依然有着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成熟，它的内部和深层正在进行着“静悄悄的革命”。 —— 段崇轩语录

·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上，有的学者把上世纪90年代之后划分成又一个新的文学时期，“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文学，而90年代文学则是‘商业社会’的写作形态”。

· 短篇小说的概念，是一个众说纷纭、不断发展的概念。但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短篇小说的特征，评价短篇小说创作的。

· 在多元化的短篇小说格局中，社会现实类小说还是占有较大的比重。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些感触强烈的现象和事件，但他们已不满足于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提出问题了，或者说由于作家位置的“边缘化”使他们失去了提出问题、“启蒙”民众的激情，这时他们就回转身来，孑然地向生活深处走去，去寻觅更内在更深层的东西。

· 历史钩沉小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小说家对历史的解读，可以发现一些被正史所遮蔽的深层的东西，譬如民情风俗、地域文化、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等等。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并成为今天的文化资源。

· 情感心理小说。置身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人们，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已逐渐地不是物质生存问题，而是情感心理问题了。“精神疾病”已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生存哲理小说。小说是感性的、形象的，但优秀的小说往往是通向文化和哲理的，哲学的思辨逻辑和小说的探求轨迹，常常可以殊途同归。

· “文学的辉煌时代已经终结”的说法，从上个世纪末就有了，至今不不绝于耳。其实这已是水落石出的事实，不必再去争鸣和论证，1980年代中期先是诗歌的喑哑，继而短篇小说消沉，就是文学终结的前兆。

· 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我们确实更多地承传了“五四”文学传统，但在承传过程中，我们不仅没能有效地克服“五四”文学同农民的隔膜这一“盲点”，甚至把忧患意识、“立人”思想等也给丢弃了不少。而“大众化文学”传统，由于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和在“左”的时代的被扭曲，早已被我们的作家所冷淡和忘却。这就导致了今天的文学同农民的渐行渐远，农村文学市场的快速“沙化”。

· 当然，今天的农村“缺失”新文学，农民“拒绝”新文学，问题也不全在文学和作家方面。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已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为生存和生活如牛负重的农民已无力和无暇顾及精神文化生活。

· 现在我们重温赵树理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深刻认识到：50、60年代是一个企图建立“大众化文学”的时代，也确实产生过一批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但这种文学是深受政治“乌托邦”思想和“左”的思想影响的，它与赵树理的文学理想有着根本的不同。 —— 段崇轩名句

· 农村的文学空间在萎缩、在虚化，但并不是说就完全消失、无影无踪了。文学作为人类的文化精魂、精神灯火，它会永远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不论是在发达的农村，亦或贫困的山村。我们在一些经济还很落后、依然保留着50、60年代面貌的晋北农村看到，农民的文化生活主要是电视节目和民间文艺。

· 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无情地磨损了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既往农村孕育青年文学爱好者以及文学作者的文化环境已不复存在。传统的乡村文化早已破碎不堪，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想也在农村变成了美丽的梦幻。在现代乡村文化处于“缺位”的状况下，异质的城市文化乘虚而入。那种以“忠孝”“仁义”“伦理”等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正在被实用的、功利的、欲望的城市文化“殖民化”。农村不仅处于经济困境状态，同时也处于文化匮乏境地。

·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读者的阅读眼界并不狭隘，古代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城市小说、侦破小说等等，都是他们感兴趣的。但他们更希望看到表现农村生活以及自己的命运的乡村小说。

· 农民其实是一个很挑剔的读者群，只有那种“对脾胃”的作品他们才会阅读和喜欢。但他们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封闭。他们钟情的自然是那种具有民间文艺、古典小说韵味的文学，但对那些把“欧化”形式和语言“民族化”了的作品，也并不排斥。

· 文学是反映社会风云的风向仪，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解剖民众灵魂的手术刀，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它的敏锐、精微、深邃是其它文艺品种——如戏剧、曲艺、电视剧等不可比拟的。 —— 段崇轩语录

· 我们的文学、特别是乡村文学，要真正表现农村和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构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成为广大农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两方面入手，形成多方合力，进行艰苦探索，“坚冰”的打破才有可能。从文学本身和作家主体来说，则要着力解决整合文学传统、转换作家立场和创新民族风格的一系列难题。

· 关于整合文学传统。今天我们应该理智地认识到，“五四”文学传统和“大众化文学”传统，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盲点”。前者注重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把“启蒙”民众当作创作宗旨，但它的着眼点在作家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广大农民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后者强调题材的现实和写法的“大众化”，其实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的“纠偏”与扩展，然而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较为粗放。

· 文学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知识修养、艺术追求的综合体现，同时又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审美心理的自然显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脉流根深叶茂，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中都有鲜明的呈现。

· 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在地域色彩方面 有着崭新而深入的拓展。中国农村的一系列改革，使古老、平静的农村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无数中国农民的命运，也一时间变得丰富多彩、变化莫测起来。着一 切促动着生活在底层的乡村小说作家，去研究那块土地上的社会变迁，去体验那 里农民们的命运和心理历程，去反思那块厚土中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姿态纷呈的 地域小说。

· 当前乡村小说中地域色彩的淡化、乃至消退，则表现出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 情景，当然武断地说当前乡村小说中地域色彩已完全消失，也并非客观事实，地 域色彩在某些地区的某些作家创作中，依然顽强地保留着，甚至表现得非常突出 和成熟。

· 久居城市，凭走马观花式 地体验生活，道听途说，就去编造农村的改革故事，怎么可能写出货真价实的地 域小说来？一方土地的地域色彩、地域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有机的生命体，它 深藏在山水土地间、蕴含在民情风俗里、沉淀在乡民的性格心理中，作家只有老 老实实地深入进去，用你全部的思想感情乃至生命去感受、体验、辨析，才有可 能真正写出这一地域的形态与神韵来。

·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望本世纪这最后近十年的中国乡村小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片丰收的田野，赤橙黄绿、多姿多彩，五谷茁壮、硕果累累。这丰厚的收成，是脚下这片热土孕育的结果，是无数劳动者汗水的凝聚。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小说，以它丰盈多样的姿态，告别了沉重的过去，走向一个新的世纪。

· 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敏锐地、忠实地、多方位地表现当代社会的主流生活，那将是一种软弱的甚至病态的文学。八十年代后期直至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等等，虽然都切入了当代生活，但它们往往侧重于表现个体困扰和自我的欲望等等，在急剧变革的宏大时代面前，就显出一种柔弱、狭小甚至病态来。

· 所谓“平视角度”，即一个作家在看取和表现生活时，要以平等的态度、平行的位置来对待农村和农民，不抱偏见、成见，不先入为主，用一颗真诚、宽容的心走近农村和农民。这同我们过去一些作家采用的“俯视角度”和“仰视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 在对历史发展的阐释上，当代著名的法国年鉴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史”的历史思想，他把历史划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所谓长时段就是指自然环境、社会组织、文化思想传统这样一些长久起作用、变化最慢的现象，他把这称之为“结构”；所谓中时段是指如人口变动、长期的物价演变等变化较慢的现象，称之为“局势”；而所谓短时段是指如战争、革命等变化最快的现象，称之为“事件”。

·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和睦相处，形成了一种古老而和谐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隔膜、功利的情形下，农民之间那种融融乐乐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珍贵。

·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在知识界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文化热”运动，它直接促进了“寻根文学”的诞生。许多有思想的作家，把他们的艺术目光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投注到穷乡僻壤、蛮荒的异域，以及一些怪异的民间人物身上，去探索民族的文化之根。

· 在工业文明的蚕食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已渐渐面目全非，乡村的废墟上耸立起来的是一座座现代化小城，物质的世界变得如此美好、丰富，而人的灵魂世界却变得飘飘忽忽、无处着落。我相信这是许多现代化农村的农民们的精神状态，更是许多敏感的作家的心灵图象。

· 他们果然满载而归，一时间收获了大批引人瞩目的文化乡村小说。“寻根文学”使乡村小说产生了一次突破性的发展，使乡村小说具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品格。至此以后，文化乡村小说作为乡村小说整体中的一个支流，一直发展到九十年代，优秀之作层出不穷，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乡村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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