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就谱自于这位天才音乐家之手。郭沫若曾赞誉他是“中国革命之号角”。聂耳23岁短暂生命中留下的乐章，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代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

　　生平

　　只有23岁的短暂生命，却做过学　生、士兵、店员、演员

　　到上海后，他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　店员;19岁才正式开始艺术生活。　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起了个绰号　叫“耳朵先生”，他索性改名聂耳

　　吹响抗日号角的音乐家不幸死于　敌国，郭沫若认为致溺原因不明

　　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市，祖籍玉溪县。父亲是个中医。他4岁丧父后，母亲靠艰难地经营药铺和帮人做针线养活全家。

　　童年时的聂耳，受到云南丰富而又优美的民间音乐和戏曲的熏陶。喜爱唱民歌的母亲是他最早的音乐启蒙教师。他10岁时从邻居那里学会了吹笛子，后又学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并参加了学生音乐团，并担任指挥。1927年，他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受到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风潮影响，读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秋，他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工作。1930年春，中共云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聂耳得知有叛徒供出他参加共青团的情况，马上去了上海。

　　刚进入上海的聂耳，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店员。翌年，烟店倒闭，他一度徘徊街头，后考入明月歌剧社，自19岁起正式开始了专业艺术生活。当时，他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聂耳。

　　聂耳进入歌剧社后，便遇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翌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并与作家田汉结识。1932年夏，他到北平投考艺术学院未被录取，找工作无着，返回上海。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后，聂耳在影业公司和唱片公司谱曲，并经常登台演出，谱出的许多歌曲传唱于全中国，并驰名海外。

　　1935年4月初，党组织得知聂耳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且考虑到他有去国外学习的愿望，于是通知他先去日本，再从那里转道去苏联。聂耳于4月中旬东渡后，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日本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如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也邀请他参观剧团，进行交流。聂耳是抗日斗争的鼓动者，但对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此前也学过日语，于是计划停留一年。此间，他最后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把乐谱寄回国内，并在留学生聚会上演唱。同年7月，聂耳于暑假期间赴藤泽市的鹄沼海滨，住在日本友人家中，一面练琴一面天天游泳。7月17日，他不幸在海中溺亡。郭沫若于1954年在为他题词时感慨说：“不幸死于敌国，为憾至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聂耳尸体火化后，被生前好友送回国，归葬于家乡昆明西山，解放后修建了陵墓。日本的友好团体，也在他遇难的藤泽市海滨建立了纪念碑。他去世的那个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并奏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国人所吟唱的最强音。

　　故事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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