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毕生教学季羡林被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巨匠”、“学界泰斗”、“国宝”。前任总理温家宝曾五次探访季羡林。这样称颂季羡林先生：“您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实在，传承精力，十分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毕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常识分子过程的反应。……您在最艰苦的时候，包含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不丢掉自己的信奉。”“您终生崎岖，敢说真话，直言不讳，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谜底：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切实心惊肉跳。一个是依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主意终极占了优势，始终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外认为，我走过的这一条途径，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利益罢了。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一般人来说，几乎像天书，仿佛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进步国度，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讨，而且获得了光辉的成就。这一套冷清的东西与先进的迷信技巧之间，真好像有某种接洽。其中新闻回味无穷。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良文明，弘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切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详细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本来是相称落伍的。可是近几年来，忽然呈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程度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无比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联是十分友爱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估过期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括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挥”。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仍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涯是比拟长的：在中国念了4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5年，才取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海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致，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遇，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号召我，我还要保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成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难题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系。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轨制。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泛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面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情势上简略而实则极严厉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测验。只要高中毕业，就能够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合适，于是才安宁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加入他的研究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尽力，征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划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穷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议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看法，就不用写文章。见解不管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异常主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能力“日日新”，才能有提高。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糟蹋纸张、挥霍读者的精神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标进程，基础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杂梵语的标题，用了三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查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概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而后收拾材料，使之条理化、体系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揣摩：怎么才干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感到，那几千张卡片，固然缮写时似乎蜜蜂采蜜，极为辛劳;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奈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端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两全其美的绝妙主张。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光，写成一篇相称长的“导言”。我自我感到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必定会大为观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好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境，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传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朴实无华的废话，一点新货色也没有!别人要攻打你，到处都是裸露点，一点防备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由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终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件是，论文实现当前，笔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须要从头到尾当真核对，岂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跟杂志。要晓得，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藏书楼，借过大批的书籍和报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觉得非常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诲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援用的大量出处从新核对一遍，不让它产生任何一点过错。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法来逐一细心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定分工。他们是以群体的力气，来保障不出错误。这个方法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慧的”措施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驰名中外的。有的极为庞杂的书竟能一个毛病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长短常非常不轻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蠢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窍门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咱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多少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事更令人吃惊。从前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然而记忆力会时不断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述，若加以过细核对，也往往有引书犯错的情形。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费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查，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义务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示。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有书籍文章可能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得手，所有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便发明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功臣，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疏吗?我盼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其恶劣的风格。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本人以为播种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兴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辩论。我当初年届耄耋，假如年青的学人不弃老拙，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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