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收礼罪”，即“收受礼金罪”。据媒体报道，这一罪名很可能成为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犯罪条款。官员收礼，实际上就是变相受贿。早在西汉时，中国官场已严禁官员收礼;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收礼罪”， 收受礼金数额巨大的要判处死刑“大辟”……

　　汉代官员调动时禁收下级礼金

　　如接收原来属下赠送的东西，除没收所受礼金外，还要免职夺爵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时期，官场“禁令”尤重反腐。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刘启继位的当年(公元前156年)便出台了多项官场禁令，除禁公款吃喝、禁行赇(行贿)受贿等反腐措施外，还对官员任免调动时的收礼行为作出规定。据《汉书·景帝纪》记载：“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官员职务调动时，如果接收原来属下赠送的东西，除没收所受礼金礼物外，还要免职夺爵，处以罚金。

　　刘询是汉代帝王中反腐最严厉的一位皇帝，曾把踩“红线”的御史大夫萧望之都给免了。御史大夫的职责为“掌察百官善恶”，官员一般不敢给他送礼行贿。有人为巴结御史大夫萧望之，于是“走夫人路线”。萧望之本有“公车私用”的诟病，而萧妻又爱使用萧望之的手下办私事。有个人在给萧家办私事时，有意自掏腰包添钱进去，间接将礼金送出。据《汉书·萧望之传》记载，这笔钱金额很大，“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结果这事被丞相手下专门负责纠察的司直?延寿知道了，萧望之被弹劾免职。比起刘询，汉武帝刘彻反腐更彻底。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刘彻在地方置13州部作为监察区，分设刺史，并出台了“六条问事”明确监察官员的职责。“请托所监”、“通行货赂”等腐败行为，都属“不法”，要加强检查、监管。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收礼罪”出现于北魏

　　且是中国古代法典上最为严厉的收礼罪

　　但到了晋代，官员收取下属和管辖区礼金却不违规，反而是“合法”的，这与大多数朝代“禁礼”的做法背道而驰。晋代官场甚至流行一种“送故制度”，即“送故迎新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欢送老首长，迎接新领导。“送故”本来是一种礼仪，一些“门生”、“故吏”为表效忠显孝心，给举荐自己当官的领导馈送礼物。东汉时期“杨震却金”的故事，就是门生王密给恩师夜送十斤黄金引发的。

　　早在西晋惠帝时，送迎之风已开始盛行。据《晋书·王戎传》记载，当时“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到东晋时，迎新除派车马前去迎接，还要营造官邸府宅给新上任的官员，甚至得配齐用品;调走后，则有大笔馈赠，数目惊人，动辄以百万计。有的官员家贫，还可优先获得去地方做官收礼的机会，称为“恤贫之法”。如有个叫王述的官员，当年家里穷，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申请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任职。因在任时收礼太频繁，多达1300次，朝中老臣王导遂派人劝他收手，王述却说“足自当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刘骏(孝武帝)当皇帝时，竟要求刺史任满还郡时给他送礼，名为“献奉钱”。

　　送故迎新所需的大量钱财和土特产，加重了民间“杂供给”负担，导致“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所以到南朝时，虽然“送故制度”尚存，但已有相对严格的限制，不该收的不准收，否则要遭惩罚。刘宋朝时，本为吴兴太守的王韶之便因“去郡长取送故”被免除了官职。相对于南朝官场的“礼金腐败”，主要由北方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朝，则严格“禁礼”。北魏建国初期就对官场腐败说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礼受贿制度。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收礼罪”，即出现于北魏。

　　现在的“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其源头或许起自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冬十一月，朝廷派“使者”(中央巡视员)到各州，查核地方主政官员的个人财产，只要说不清来源，不是自家带来的，都视为赃物，全部登记入册，此即所谓“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在北魏收受礼金数额巨大的，要以“收礼罪”判处死刑。据《魏书·刑法志》记载，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旧律规定：“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什么叫“义赃”?南宋末学者胡三省注称：“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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