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为实现人类永葆和平的理想,中国在为建立一套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法治与机制上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好像仅仅是国际秩序与法治被动的接受者和从属者,而不是贡献者一样,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反映了中国在参与、塑造和主导国际法治、国际秩序及国际话语权争夺上意愿与能力的不足。
抗战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国际法治与人道文明——不应被忽视的中国贡献
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有战场,也有谈判桌。中华民族以3500余万军民伤亡的巨大牺牲,不仅捍卫了本国的生存与尊严,有力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为全人类的和平、公道与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二战前后,为实现人类永葆和平的理想,中国在为建立一套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法治与机制上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好像仅仅是国际秩序与法治被动的接受者和从属者,而不是贡献者一样,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反映了中国在参与、塑造和主导国际法治、国际秩序及国际话语权争夺上意愿与能力的不足。
重建秩序与恢复正义
回眸七十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参战,西方急需中国战场将日军牢牢拖住。1942年1月1日,包括美英苏中在内的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接受和同意大西洋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作为参战的共同纲领。但这个宣言的签署却有所不同,根据罗斯福的设想,1月1日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字,这是“四警察”,负有维持战后世界格局的责任;1月2日,再由其他22国按照字母顺序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参与的重要国际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后,1943年11月22—26日的开罗会议及随后于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意志和利益。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在联合国构建的贡献。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声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到1945年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国不仅作为创始会员国全程参与,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联合国家宣言》到《联合国宪章》,中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重塑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战临近结束,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如何处理战争罪犯的问题。在欧洲进行了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在亚洲,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虽然受到美国的非法干预,许多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举行了对在押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48个国家签订的媾和条约第11条明确承认:“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通过审判而不是以暴制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恢复正义的重要努力,也是正义的进步。
和平机制与人道贡献
在人类历史上,尽管中国古代曾经存在规制国与国关系及规制战争的礼制,但人类一直没有找到处理国与国关系和制约战争中无节制暴力运用的良方。尤其是西方历史上的宗教、种族战争,杀人盈城,屠杀灭族,史不绝书。西方世界挑起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有史以来最深重的战争灾难。二战后,国际法治最大的变化就是联合国的成立及《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其中,中国的贡献不可埋没。二战甫一结束,又是中国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欧洲的弱肉强食到如今的不以武力相威胁,这都是对国际法治、国际秩序及国际和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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