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的外交界却出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当南京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决定迁往广州，并且照会各国使馆也跟随政府迁往广州时，一向与国民政府亲近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及其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并没有离开南京，只是派出了一小部分工作人员随国民政府迁往“临时首都”广州，而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蒋介石视为中共“后台”的苏联却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指示其驻华大使罗申将大使馆随同国民政府一道迁往广州。

　　诸说纷纭的解释

　　对于苏联大使馆为什么会跟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而不是在南京等候与中国共产党的会合，历来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说法。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完全是为了“不给美国武装干涉中国以借口，是打算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撤离长江一线，为解放军南下排除外交障碍，是为了防止美国以保护在华利益和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名进行军事冒险”;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苏联大使馆南下广州是完全为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外交行为，主要是为了维持雅尔塔协定之后苏联在中国所取得的利益。

　　随着俄罗斯政府相关档案的解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明朗化，但是至今也没有形成定论，仍是一个尚待破解的外交之谜。

　　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国民政府败逃广州

　　1949年，南京城已经是危如累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武装力量，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势力(除新疆、甘肃等少数省份还未解放)。此时人民解放军陈师百万、饮马长江，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早已人心涣散，虽然有长江天险以及海军和空军的绝对优势，但腐败的政府对自己的军队早已失去了信心。呆在南京城里的每一个官员都知道南京是守不住的，而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便是将首都迁往广州--这个曾经是国民党发家的地方。1949年1月l8日，国民政府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并要求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苏联大使罗申遂率领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于l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迁到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捷克和波兰等使馆随同苏联一起行动。但美国国务院却训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采取“观望”政策，派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前往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效仿美国，将他们的驻华使节留在南京。 苏联计划落空，国民党希望破灭。

　　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最希望苏联大使馆能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积极推动国共之间和谈，以推迟其失败的步伐：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将苏联大使馆迁往广州，无非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即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保持联系以及继续与国民政府就新疆地区的经济贸易进行谈判，以期获取在新疆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双方如意算盘都没能得逞。面对国民政府的协调请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这样回答：“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己的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极其有限。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l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国民党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这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卜道明回答说：“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

　　6月11日，即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至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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