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两千一百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此兴彼亡，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总的印象是，王朝的兴亡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周期，这种历史的循环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其根据就是战国以来阴阳家传下来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宇宙间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把它附会到王朝命运的兴替上。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人称“窑洞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率问题。历史上那些享国时期长一些、版图大一些、国力强一些的王朝，数得出来的有十几个，我这里列了一个详细的表(见下面表1)。有的王朝虽然时间短，但地位重要，也把它们排上了。从这个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历时长一些，像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长一些，近300年。
表1：
这些王朝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称之为王朝兴亡周期率。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三种途径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新王朝在战乱中乘时而起，其中有的是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刘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大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之代隋、唐末的黄巢等。
在这两种情况中，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农民起义的结局如何，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里，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种途径是王朝的更代采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汉、曹丕的代东汉、司马炎的代曹魏、杨坚的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禅让”里最具有戏剧性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来是军队将领，他要篡后周的皇位，后来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岁的小皇帝即位，赵匡胤控制了兵权，就使阴谋先制造舆论说后周的皇帝干不长，要换人，然后就得到一个谎报的军情，说北方的辽国进攻。于是，他马上带兵出征，走到开封附近的陈桥驿，他停下来喝酒，半夜里发生兵变，部下闹起来，把赵匡胤从睡梦中叫醒，糊里糊涂穿上皇帝的黄袍，即位当皇帝。然后就急忙回到汴京开封，改朝换代。“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戏剧性的一场。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像五代后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后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国和元(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明末满族所建的清(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落后，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给中原民众带来的苦难是很深重的。
三、为什么王朝兴亡跟农民起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略.
四、怎样看待改朝换代的三种途径
前面说过，农民起义推翻或打击旧王朝，是导致改朝换代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研究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是英雄。后来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农民战争是一种规模很大的战争，战争本身很残酷，杀人也很多，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以至于现在有些论者比较过度地渲染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损害人民、损害生命，而且还导致经济倒退。有一种论点认为太平天国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因而太平天国只有破坏作用。
这种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会造反，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完全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农民负主要责任，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曾有“曾剃头”的外号。
第三，原来的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也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新的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改朝换代的途径，“禅让”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旧王朝，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恣行压制，很难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统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否则就可能引起社会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比如，柏杨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这个“瓶颈”呢？我们从新王朝面临的三个矛盾说起。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原来农民与旧王朝、与地主尖锐激烈的对抗，这时趋于松弛和缓和，新王朝统治者如果接受教训，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招辑流亡、减省刑罚、整饬吏治、实行节约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现生产恢复，经济繁荣，户口繁衍，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这样来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采取这个办法，而采取倒行逆施的办法，横征暴敛，到处花钱，到处浪费，到处奢侈，问题就来了，老百姓到时候抵不住、维持不住，就开始造反，原来的王朝很快就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王朝，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开局都不错，但灭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完了。“其兴也速，其亡也忽”，这是他们横征暴敛、大肆兴作、严刑酷法、大肆奢靡带来的恶劣后果。
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新朝建立，尚未稳固，人心尚未完全认同，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不仅地方势力反抗新朝，中央内部也有各种势力对抗。
这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宋朝，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的皇帝，按照习惯，他应该传位给他儿子，可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有野心，趁着宋太祖生病的机会逼迫赵匡胤，两人吵起来。吵些什么，外边人不知道，躲在外边远远地看，只看见蜡烛影子摇摇晃晃，有人影来回动，听有斧头把儿着地的声音，这就是有名的“烛影斧声”。没多久，宋太宗宣布宋太祖死了，临终嘱托由宋太宗即位，“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解，大概是赵匡义搞了一个阴谋，事先有所布置。
明朝“靖难之役”也是皇位继承问题，明太祖有二十五个儿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传给孙子，这就是建文皇帝。当时他的儿子有很多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双方打了三年，最后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踪了。另一说法是，建文皇帝当时跑掉，当了和尚，明成祖后来到处追建文皇帝。一个传闻说跟武当山有关，武侠小说里有武当派，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掩护建文皇帝到处逃跑，所以明成祖拼命秘密地去抓张三丰和建文皇帝，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是，建文皇帝跑到国外，明成祖到处探访建文皇帝的下落，甚至派郑和七下西洋密访，结果还是没有下落。现在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建文皇帝确实没有跑掉，多半死于乱军之中，这当中的细节跟“烛影斧声”一样，是一个谜。
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可以是一个瓶颈，一个狭窄的通道，过得去就好，过不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整个王朝也被颠覆。像西晋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打来打去，最后出现农民起义，出现五胡十六国，西晋就灭亡了。
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当新旧王朝更替之际，原先被压制的北方游牧民族骤然趁势而起，南下侵迫新朝，这时新朝视其国力条件而采取不同的对策。比如，西汉初年，国力还不行，比较弱一点，统治还不稳固，所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是妥协和亲，直到七十年后的汉武帝，国力充盈，才大举进攻匈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唐太宗初即位，对兵临城下的东突厥也是先行谋和，待三年后准备充分了，再全力进攻。明成祖对蒙古则挟常胜之师，大举征讨，五次出塞。但是新朝这些对策必须正确，不然会有亡国之虞。像五代的后晋石重贵率尔抗拒契丹，结果亡国。北宋初年两次攻辽都大败而还，最后订立“澶渊之盟”，奉送大批岁币，摆脱不了屈辱局面。
面对这些矛盾，如果拒绝接受历史经验，采取不妥当的办法，将会带来恶果。北宋为了限制和防范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农民的反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渲染重文轻武、重内轻外，大量养兵养官，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痼疾，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对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统治者仍一味歌舞升平，甚至粉饰太平，无所作为，最后亡于蒙古，以致两宋成为历史上最羸弱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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