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面子，往往是人前人后两张脸。老百姓如此，仕宦名流也如出一辙。那些名流的所谓“怪癖”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表演项目，要讲明一个事、掰清一个理，超越常规的举止言行，有助于达到目的。显然，这种怪癖完全置于理智和机敏的前提下，它不是装疯卖傻、也绝非哗众取宠，而是较为艺术地渗透个人的意图，希望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让别人接受它。庄周就是这样的智者，《庄子?至乐》写到了著名的“鼓盆之戚”。在常人眼里，哲学家的行为举止相当怪异，不是吗?把死老婆说成乐事，把殡仪馆改装成课堂真是个老疯子。话又说回来，亲老婆过世，自己能不难过吗？但是，敲打着瓦盆，又说又唱，传播的却是有关生死的哲学思想。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的确有伤礼俗，而越是令人不舒服、不欣赏的教化形式，越容易获得某些叛逆的赞同。标新立异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阶段的行为准则，而是大部分中国文化大家与社会名流通行的癖好。

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收录了一则有关顾炎武的笔记，他那点怪癖被抬升到文化品格的高度，东西南北的中国人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了，即便狗血喷头，也不忘讲究那些刻薄的“怪癖”：

亭林先生尝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甥东海学士延之夜饮，怒曰：“古人饮酒卜昼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厉若此。

顾炎武这样说，未免偏执、狭隘，但是，他固守的是自己一尘不染的品性。偏激，是众多文化名流或显著、或潜在的性格特征，有了它的帮助，强调、证明自己观点就多了一种新手段，暂时的矫枉过正是不能回避也难以省略的权宜之计。显然，顾炎武具备偏激的特点，他的言论不是“琉璃球”和“无缝蛋”；而是令人警醒顿悟的“当头棒喝”。满纸“正确的废话”、号称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不着一字、只有几条格言传世的僧道渔樵相比，无疑后者离神明最近。顾炎武“君子不夜行”的癖好也代表着一种清高的品位、一颗孤傲的人心。

清末学者章太炎，人称“民国的弥衡”，他的疯、癫、狂也同他的学问、声望一样广为人知。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户口调查，章太炎十分反感，各栏写道：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回国后，他找袁世凯的麻烦，三九天，反穿羊皮袄，手执鹅毛扇，声言：“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并一怒之下，操花瓶砸碎了“大总统”的画像。他在钱粮胡同寓所，满墙贴着“袁世凯”的字条，用棍棒痛击，取名“鞭尸”，又在正堂悬挂两个大字“速死”，以发泄对独夫民贼的切齿之恨。

当然，也有笔走偏锋的特例，比如辜鸿铭，他的怪癖已经演化为“耍活宝”尴尬场面，清末民初中西方的文化界，谁不知道他是一位笑料迭出的“老怪物”？五四时期，早已是“民国”了，辜鸿铭还是长袍马褂、小帽长辫的满洲遗老打扮。他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和意大利语，却把西方文明视为罪恶之源，动辄破口大骂，把高傲的西方人批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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