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来源:中国网)提起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最有影响的儒家文化。其实，多年来大家忽视了齐鲁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发端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市场经济思想。盐铁国有化影响千年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 “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官山海”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官山海”在管仲之后备受各朝重视，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千余年间，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最早倡导专业分工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管仲富国策之二正是齐国制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制度。《管子·小匡》中管仲与齐桓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也奠定了齐国争霸春秋的国力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中居住，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且不能自由迁徙。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工商分别“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这就是说，同行业的人聚集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分工带来的贫富差别，管仲特别关注，特意制定颁布多项抑富扶贫措施，其中包括下令不准富豪之家从事手工编织和种菜之类的工作，以确保此类从业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不受冲击。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align="center">(管仲纪念馆·来源:中国网) class="pictext" align="left">优惠政策刺激商贸管仲富国策之三，当推重视国际贸易和商业流通。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文章，极具特色。“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除在税收上让利于外商，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与当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赞誉齐国“冠带衣履天下”，由此可见齐国商贸流通之发达。奢侈消费拉动内需拉动内需是当前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然而，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这可列为其富国策之四。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侈。究其根本，在于管仲倡导的奢侈消费观念。管仲奢侈的生活不过是他身体力行为实践自己的理念做出表率罢了。《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由此可见，管仲认为修筑华丽的台榭楼阁是调整经济的一项对策。《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他建议“鸡蛋要在上面画上图案再煮了吃，柴火要先雕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用以烧火”。实际上，管仲对消费问题有不同于传统节俭观点的独到分析。他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即不一味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调控妙用“无形之手”齐国西部某年因涝灾发生饥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每釜仅十钱。两地价格不同，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这样，东部齐民要缴三釜，而西部齐民只缴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政府将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后，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地利用“价格”完成了一次事关社稷并颇为棘手的宏观调控。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奠定齐国富国强兵的基础，管仲富国策之五可总结为将国家宏观政策与市场价格巧妙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经济战降服邻国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喜欢织一种既厚又平滑的绸子“绨”。管仲就劝说齐桓公穿绨，并命令大臣穿绨，如此引领百姓也都穿绨，于是齐国的绨价格大涨！鲁梁两国的国君见有利可图，就要求举国织绨。所有百姓都织绨，农业生产因此荒弃。一年之后，管仲见时机成熟就劝齐桓公改穿帛，命令举国不许穿绨，同时闭关锁国，既不许进口绨也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鲁梁两国很快闹起饥荒，有钱买不到粮，农业荒弃已久短时间难以恢复，饥饿难耐的国民十之有六归顺齐国。短短三年，管仲通过经济战降服了鲁梁两个国家，这就是管仲“服帛降鲁梁”的故事。如是还有买鹿制楚、买狐降代等。上至君王，下至黎民，举国设“局”，管仲“经济战”运用之妙可谓之其富国策之六。管仲以市场经济思想为依托而运筹帷幄的经济战可谓胜得漂亮。虽然当今专家多以《轻重》诸篇作于西汉，真伪有待考证，但仔细研读《管子·轻重戊》中记录的经济战精彩案例，对思考现代国际贸易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仍然大有裨益。(郭炉 姜健 王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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