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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原了热播电视剧《少帅》中郭松龄这个人物在历史中的真实形象。随着剧情的推进，剧中“中东路事件”一节，也值得兰台君与大家聊一聊。在剧中，“中东路事件”是蒋介石给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挖了一个坑，诱使张学良贸然挑战苏联，为蒋介石火中取栗以至于损兵折将，而蒋介石事先允诺的援助全无兑现，结结实实给张学良上了一课。那么历史上的“中东路事件”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的政治陷阱吗？

中东路事件真的是张学良这个初出茅庐的政坛新手被老狐狸蒋介石坑了吗？事实是，正好相反，挖坑的是张学良自己，急吼吼往坑里跳的还是张学良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历史事实。

张学良反苏步步升级 面见蒋介石前已确定回收中东路

《少帅》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很容易被忽略。1929年7月张学良第一次面见蒋介石之前（也是受到蒋介石鼓励发动中东路事件之前），在前往面见蒋介石的火车上，张学良的幕僚王树翰责怪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怎么能抄苏联住哈尔滨领事馆。这实际上向观众透露了一个信息，张学良的奉系集团与苏联的交恶并非由中东路事件突然开始。

事实上，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反苏政策，早就开始一步步与苏交恶。

早在张学良刚刚接手东北政权的1928年，还在12月29日“东北易帜”之前，他就开始了对苏行动，。

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命令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这时，还不存在他要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命令的问题。

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更有计划地使事件一步步升级。1929年3月1日，张学良又命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向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提出收回中方在中东路应得权益的一系列要求，其主要部分都被苏方拒绝。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警处受命搜查了苏联驻哈总领事馆，逮捕总领事以下官员39人，这就是剧中为王树翰诟病不已的抄苏联住哈尔滨领事馆事件

其后，张学良更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加快了强制收回中东路的步伐。

1929年6月6日，张学良致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及中东路路督办吕荣寰电，布置他们：

“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极端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

可见张学良及奉系集团在1929年5月份即已议定收回中东路的步骤，有所谓“原定办法”，“一定方针”，这个方针是张学良和奉系集团自行决定的，而不是由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指令”或“挑起”的。

而这个时候，南京方面还在向张学良发电报征询如果中苏交恶、东北是否足资抵御，以便开会决定对苏大计。更谈不上蒋介石鼓励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了（此事还在两个月后的7月）。而此时张学良已发出让张景惠等“以严厉之手段”“同时进行”的命令，并表示由他“力肩”可能的后果。这个责任可推不到蒋介石头上去。

收回中东路是张学良奉系集团早已全盘策划好的

从张学良身边的幕僚和下属后来的回忆看，也都承认“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和奉系集团自己策划和决定施行的。

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就是剧中在专列上被王树翰责备并为张学良开脱者）直接指称“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手下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秘书邹尚友挑起的。

王家桢回忆：“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他们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邹尚友这帮人，本来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们正想挤掉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由张国忱取而代之……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商量作了决定。”

王家桢回忆中的当事人张国忱的回忆则既承认了他自己及邹尚友、也提到了吕荣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张国忱回忆：“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委会讨论通过，责成吕荣寰执行……酿成事件。……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

张国忱等按照张学良的授意，一步一步从苏联人手中“强制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哈尔滨气象台、哈尔滨自动电话局、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直至“五二七”（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

张国忱回忆：“1929年秋，张召开东北政委会……事先邹尚友以沈哈长途电话一再催促我赶快把计划作好提出……我当时即草拟了解决东路问题建议一件，寄给张学良，该建议内容大致为：1、兹因苏方对东铁问题一再拖延不肯让步，应限期迫令苏方同意签字，实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项以达到彻底解决；2、届期如不同意，则逮捕其铁路局长，并利用前被苏方开除的白党路员强制接收；3、发动以前，应在东路沿线妥为布防，如有其事地严肃对待……果然，政委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吕荣寰回哈执行。”

张国忱还回忆：吕荣寰“在教育厅接收了文物研究会后，他业已开始准备他的接收计划。”因事关重大，他正在迟疑间，即听到与张国忱等的一再采取行动比较，“铁路当局懦弱无能”、将被撤换的说法，“他感觉到与其被撤而去，倒不如搞一下政治冒险……他就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毅然把强制接收东路提案送到沈阳。”“吕荣寰和张景惠（他两都是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去开会的）由沈回哈，吕荣寰一下车就兴高采烈”，“慢慢才知道他的强制接收东路提案已完全通过，且决定由他全权执行。”“吕荣寰回哈后，即闭门部署，除与张景惠经常碰头外，他没有与别人交换过意见。”

可见，事实是，事前张国忱、吕荣寰都向张学良提交过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并在东北政务委员会（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这期间并没有经过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

6月6日，张学良又打电报给张景惠、吕荣寰，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这比6月26日钟毓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早了20天，比7月7日张学良、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早了一个月。

由此可见，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及张景惠、吕荣寰是主要决策者，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邹尚友等人是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的几个主要人物。这完全是张学良和奉系集团的内部决策和单方面运作。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介入前已经成为定策，说白了，这是张学良自己挖的坑，自己急着往里跳。

蒋介石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角色：乐见其成 推波助澜

那么，蒋介石在“中东路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从历史上看，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在外交上配合东北张学良集团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态度，使事件向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南京政府将在关内与苏决裂的方针扩展至东北的意愿，而这个态度和行动都由张学良和奉系集团主动提出，可说是正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下怀。

因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当时采取的是革命外交，如果蒋在当时能直接控制东北，他对中东路做的将和张学良一样。

后来成为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周鲠生当时力推“革命外交”，他总结革命外交的“要义”：第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第二是“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

换言之，就是无视一切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承诺，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予承认，强迫原条约国家重新谈判订立国人认为平等的新条约。这正是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所作的。而在蒋介石，这已经是惯例了。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派兵强行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

所以，张学良以“革命外交”的手段对付苏联发动“中东路事件”，对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是积极靠拢中央，他们乐见其成。至于说蒋介石试图利用苏联削弱张学良势力，那恐怕当时蒋介石都没想到这一步。在事件中，对于苏联的抗议和威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的认识都是苏联不会动手，“俄国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还写下“此彼（苏联）之恫吓惯技也，余惟一笑置之”。

可见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了解之贫弱，“中东路事件”中两人搭档，可用古人一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来形容。

而剧中称蒋介石事先许诺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但事变发生后却不兑现，这个情节是不符合史实的。

张学良奉系作为割据东北的军阀集团，名义上听从中央指挥，但要南京国民政府派兵10万进入东北，则是奉系集团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中东路事变”发生后中央军不可能实际增援东北——如果中央军有所行动，张学良反倒会担心是否蒋介石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吞并奉系。

事实上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曾明言已准备数万军队随时可以出关——蒋介石能做到的最多也只有这一步了。

而蒋介石许诺的军费，却是支付的。“中东路事件”中南京国民政府向张学良提供了200万元军费，因此说蒋介石开空头支票不支援东北是不符合史实的。

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之因：不自量力想对日本立威

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中东路事件”，对于这个问题，除了有张学良延续其父张作霖的反苏政策外，和张学良自己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顾维钧回忆“中东路事件”时揭示了一些张学良的动机。他回忆：“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俄内部描写成为困难重重。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同时顾维钧也承认：“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实权集中掌握在少帅和他在满洲的同事手里。”

顾维钧提到了张学良浓浓的“国仇”和“复仇”情怀——“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这也符合张学良年少气盛的实际。

最重要的，是张学良自己的回忆，他是这么回忆当初自己做出发动“中东路事件”决策的。

张学良在回答采访提问时说：“那后来有了所谓‘中东路事件’。中东〔路〕这件事，你那天问我是谁挑衅，换句话，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但为何会选择挑衅强大得多的苏联，张学良如此回忆：“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自量力”四个字的自评可谓恰如其分地反映出1929年的张学良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也就是说，当时的张学良根本对日本、苏联有多强，自己的东北军有多孱弱没有一点概念，才会生出这样的妄想。

而在张学良心中，挑衅苏联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回忆：“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除了年少轻狂不自量力的中二，实在无法找到别的词汇形容当时的张学良，这当然也与蒋介石的“设计”无关了——他们俩的症状实在相似。

因此，“中东路事件”并非蒋介石推张学良入火坑，而是张学良自己挖了坑点着火自己往里跳，而蒋介石则是一边鼓励一边大喊“同志跳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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