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楼莺声为谁啼?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是：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
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
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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