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苏、朝“铁三角”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的协调与沟通好坏，关系到战争的胜败。他们之间的联系，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为标志，前后有所不同。在此之前，金日成与斯大林直接联系，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进行有关战争的决策和指导，金日成与毛泽东之间基本没有联系，有关战争的情况，由斯大林向毛泽东作些通报。在此之后，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直接联系，毛泽东也与金日成互相联系，金日成一般不与斯大林直接联系。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之间究竟谁是核心呢?

对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和主张，斯大林表示肯定和赞成斯大林在接到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信后，于10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兵支援朝鲜时，就明确指出：“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在三八线以南，并且大部失去联系，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以金日成为最高统帅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控制的部队只有3个多师尚可坚持作战，已无力阻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人民军只有零星部队配合，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但仍是以志愿军为主体进行作战，直至朝鲜停战，一般志愿军在第一线作战的为6个至11个军，而人民军在第一线作战的为3个至4个军团。不但志愿军由中国指挥员指挥，而且关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判断、战争中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方针等，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等代表中国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主张，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实施的。许多也都报告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基本上都是表示同意或赞成。如在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后，是否越过三八线作战问题，1950年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因有事准备回国，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王稼祥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这虽然是王稼祥与葛罗米柯之间的谈话，但实际上反映了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意图。紧接着，12月5日，联合国13个亚非国家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代表团，“呼吁北朝鲜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声明它们没有意思使它们控制下的任何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南”。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拟订了如下五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五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件。12月7日，中国政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五个条件，并且指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拿出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951年2月，毛泽东根据战场情况，决定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6月至7月毛泽东关于准备与美方进行停战谈判和拟就的谈判议程，8月下旬毛泽东就美方在谈判期间在中立区滋事破坏，朝中方面宣布暂停谈判，11月中旬毛泽东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将达成协议对谈判形势的估计，1952年1月和2月毛泽东关于谈判中停战安排方案的考虑，12月毛泽东关于美国可能进行大规模登陆军事冒险的判断，等等，均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的复电用词基本上是“我们同意你关于朝鲜未来战争的看法”、“对你们的建议我们没有异议”、“我们认为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同意你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同意你所拟订的计划和你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等等。

金日成与毛泽东个别问题产生分歧时，斯大林支持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和朝鲜方面在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总体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意见分歧，为能在战争中达成行动上的一致，毛泽东均将情况报告斯大林，由斯大林作出裁决。斯大林的裁决都是支持中国方面的意见，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例：

一是关于组建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指挥机构问题。从志愿军入朝开始，彭德怀就主张建立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指挥机构，以便于作战。彭德怀直接或通过朝鲜派到志愿军担任联络的朴一禹，几次与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进行协商，史蒂科夫也主张建立联合指挥机构，但直到第一次战役结束，第二次战役诱敌深入已开始的1950年11月中旬，仍没有结果，并且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已经发生了人民军误击志愿军事件。l1月13日，周恩来就此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彭德怀同志提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史蒂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史蒂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史蒂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胜利是有把握的。”斯大林接电后，于当月16日回电，提出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金日成和史蒂科夫。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结束后，12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与金日成协商，组成了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实现了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的统一指挥。

二是关于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是否立即发起新的进攻问题。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黄昏发起，总体发展比较顺利。彭德怀鉴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联合国军”似在有计划地撤退，企图诱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向南深入，造成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东西海岸防御空虚，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军优势，实施侧后登陆，对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南北夹击。而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后，减员较大，疲劳异常，急需休整补充，又因战线向前推进，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延长，且运输能力本身就弱，又遭美国空军严重封锁破坏，供应非常困难。为了避免前进过远而陷于不利的境地，并为准备进行春季攻势，遂于1951年1月8日结束了第三次战役。1月10日前后，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及金日成、朴宪永对彭德怀结束战役、停止追击均表示不满，主张立即发起新的攻势作战，并发生争执。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就曾当面指责彭德怀：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击?世界上哪有这种打法?事情反映到毛泽东和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是当代军事天才，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三是1952年7月关于是否接受美方提出遣返人民军和志愿军被俘人员数额问题。至1952年6月底，美方为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对战俘采取法西斯手段进行的强行“甄别”全部结束。就是这样，美方“甄别”的结果，要求遣返的战俘也不是美方于4月19日宣布的7万人，而是8.3万人。7月13日，在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美方将这一新数字通知了朝中方面。在8.3万人中，有朝鲜人民军战俘7.66万人，约占应遣返人民军人数的80%;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6400人，约占应遣返志愿军人数的32%。二者比例极不相称。美方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如果美方真愿停战，那么在其承认收容的11.6万战俘中，至少应提出遣返9万上下的数字，“这个数目虽还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经是绝大部分遣返”。

“我们准备与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两万多人保留到停战后继续解决。”美方宣布的这一遣返数字中，朝鲜人民军的遣返人数和志愿军的遣返人数，占各自应遣返人数的比例相差如此之大，带有明显的挑拨性，并且是在其空军对朝鲜北方电力系统和平壤市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军事压力下宣布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而此时，金日成则主张接受美方这一方案，以实现停战。毛泽东、周恩来经两日考虑，于7月15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致金日成的电报，对此事进行了分析，表明了态度。同日，毛泽东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电告斯大林。16日，斯大林复电，认为“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这期间也多次与斯大林讨论朝鲜的形势问题。9月初，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也前往莫斯科，中、朝、苏三国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的形势和停战谈判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对斯大林反对的个别主张，毛泽东仍根据实际执行

这主要是毛泽东总结运动战期间志愿军五次战役的情况，于1951年5月26日致彭德怀电报提出的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5月27日，毛泽东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斯大林。斯大林在29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认为，这个方针是“冒险的”，很易被美英军识破，“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军向北推进，并建立一道道防线，你们突破防线就会付出巨大损失。他建议：“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美英军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议，而是根据战争实际情况，按打小歼灭战方针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和部署。5月30日，彭德怀起草了致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的信，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指示，提出了“三至六个月作战方针”。在粉碎“联合国军”1951年夏秋季局部攻势后，从10月底开始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志愿军在作战指导上就是贯彻的这个方针。

总之，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和朝鲜方面如何进行战争指导，在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三人之间，形式上斯大林是核心人物，而实质上毛泽东是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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