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在埃及当寓公，在沙特当“大使”，荒淫本性不改
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际。李宗仁一面在作仓皇南逃的准备，一面还强打精神与马鸿逵共商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计划。原来，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已率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和谈，所遗职务现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解放军的攻势已如破竹，却还有少数执迷不悟者，仍旧在做着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再当几年“西北王”的黄粱美梦。
“西北群马”中实力最强的，是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两家。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国民党大员送礼。白崇禧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难驾驭，但还可以拿出来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马鸿逵则是一匹“滑马”，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有些靠不住。当然，马步芳的实力还是在马鸿逵之上的，这也是他最后竞得军政长官一职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由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马步芳就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
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决心由过去仅统治青海一隅，扩大到统治整个西北。他带着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马骥、建设厅长马禄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到兰州上任。
马步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
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8月27日，兰州解放。广州国民政府不放过马步芳，8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受阎锡山委派，飞抵西宁，一面要追究马步芳的责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宁为基地作困兽之斗。马步芳不服气，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后，马步芳借口要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背着徐永昌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自己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号啕大哭。也抵达重庆的徐永昌一方面责难马步芳，另一方面借机扣留了马步芳运到重庆的一部分财富。马步芳不敢在重庆久留，不久就飞抵广州。马步芳电令还在西北战场上的儿子马继援速来广州会合。不久，马氏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
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这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的一条繁华大街。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初，台湾当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的处分。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到利雅得后，沙特国王特地接见了他，并表示要赠送他一辆小汽车，马步芳婉言谢绝了。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购买了4辆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为当地天气太热，只得暂时转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后，马步芳又带着随行人员迁往吉达海港，那里气候比较凉爽，各国驻沙特领事馆多建在该市。
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
1957年，因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欢迎的马步芳又迁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马步芳从权力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过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无所事事，就聘请了中、阿文家庭教师，坚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字，还请人给他读《古兰经》，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从表面上看心态还较平和的他，常对身边人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儿子马继援不久从国内逃了出来。父子一见面，马步芳就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马继援答：“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说：“这就对了。”总之，马步芳平日里没有表现出多少沮丧的情绪，似乎清闲愉快、自得其乐。但是当国际形势有了风吹草动之时，他的反共嘴脸就暴露无遗。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
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
50年代末时，台湾当局曾积极行动，想邀沙特国王去访问台湾，以扩大台湾当局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可是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台湾，便态度消极，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不了了之。马步芳在任4年中，没履行过一回去台湾“述职”的义务。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匐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料。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
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
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自己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
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
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
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
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
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暴死在沙特，终年73岁。
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92年出生。1910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后，长期在其父亲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事集团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委员长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36年授陆军上将军衔。
1949年5月，马鸿逵应代总统李宗仁电召，带着四姨太刘慕侠和少数随员，由银川直飞南京。对于西北军政长官，争得最厉害的就是马鸿逵和马步芳两人。李宗仁也很头疼，马鸿逵当长官，马步芳不服；马步芳当长官，马鸿逵也不服，不如由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出任。谁知这番意见刚说出口，马鸿逵连连摇头，理由是马鸿宾年老昏聩且“剿共”意志不坚，等等。李宗仁看无法谈下去，只得先请他回行馆休息。
在兰州逗留的时日里，马鸿逵大肆活动，又电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但均遭拒绝。接着，其派驻广州的亲信向之密报了白崇禧已决定支持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的消息，又惟恐二马各不相让，授意由马鸿逵出面保荐马步芳当长官，过一阵后，再由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样安排，虽然距离马鸿逵原先期望太远，但好歹甘肃地盘也是他垂涎已久的。
马鸿逵于是顺水推舟，再约马步芳在宁青交界处的享堂进行会晤，谈妥互相荐保，以示团结，并一起出兵合攻陕西。马鸿逵主动表示愿意给马步芳当个参谋，从旁协助。马步芳也假惺惺地谦让说：“老爸爸(西北回族对长辈的称呼)，你领导我们，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办。”为了表示亲上加亲，马鸿逵还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马步芳胞弟马步青的儿子。回兰州后，马鸿逵还自我安慰地对部属说：“长官是虚衔，主席是实缺，有地盘，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
二马入陕，部队不堪解放军迎头痛击，顷刻溃败。而马鸿逵眼巴巴等待兑现的“甘肃省主席”支票，也因马步芳蓄意由自己兼任而泡了汤。马步芳还想把甘肃省主席留给自己的儿子马继援，青海省主席由亲信马骥接替，以实现甘、青一体化。
在兰州坐等了两个多月的马鸿逵忍无可忍，痛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宁、青二马的矛盾白热化了。接着，马鸿逵坐飞机去广州，找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发牢骚。阎锡山只会打哈哈，李宗仁又提出了让嫡系将领刘任来当甘肃省主席。
马鸿逵彻底失望，索性又飞台湾，去草山向蒋介石哭诉。蒋介石倒是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当面答应不久便明令发表他的“主席”任命。岂料粤、台之行，也使马鸿逵看透了前景，从蒋介石居住的草山回到台北市后，他向部属说：“老蒋这个时候才叫我到甘肃去，他早作啥子呢?”马鸿逵于是当面向蒋介石拍胸脯，背里却嘱亲信在台湾、香港两地购置房屋，并托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将他历年来搜刮宁夏人民的血汗所得，变成黄金，源源运往香港。
8月1日，马鸿逵的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终于由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为消除二马隔阂，阎锡山又电召马步芳来广州与马鸿逵见面。二马同住爱群酒店，说起西北吃紧的形势，几度抱头痛哭，还拿出《古兰经》来，向主发誓，一定要同舟共济，同返兰州，做最后挣扎。
不料就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午夜，已将《古兰经》放在行李中藏妥的马鸿逵突然变卦，将亲信们从床上叫起来说：“我们明天飞宁夏，不去兰州。我想，与马步芳同去兰州，他必定会把我扣起来，强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有杀害我的可能。我们如果去兰州，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快收拾，天亮我们就走。”这是他考虑半夜的结果，亦是对马步芳为人的透彻观察，亲信们都连连应和：“还是老主席想得周到。”
天刚放亮，马鸿逵一行不顾马步芳随员的再三劝阻，直接飞宁夏，与马步芳公开决裂了。未几，解放军合围兰州，马步芳于无奈中，忙向马鸿逵求援。马鸿逵摆过架子后，再派宁夏兵团从银川出发，作出支援兰州的姿态，而实际上却是驻扎在宁夏海原县境的兴仁堡坐观成败。
果然，马步芳历年积攒起来的军事血本，经不起解放军痛打。8月26日，兰州回到人民手里。消息传到宁夏，马鸿逵又惊又喜，幸灾乐祸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马步芳)放不倒!”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在4月开始大量转移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7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由陈纳德帮助，存入美国银行。
甘肃解放了，宁夏成为下一个目标。解放军希望马鸿逵不要步马步芳后尘，诚心诚意给他提供了多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
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他这个战犯，仍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他应蒋介石电邀去重庆，临行前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19日，在马敦静一再拒绝和平解放宁夏的敦促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前后3天时间，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被歼，银川市在风雨交加中迎来了黎明。
马鸿逵让部下替他拼命，却舍不得让儿子陪葬，解放军向银川发起总攻时，马敦静便乘飞机逃到了重庆。父子密室交谈，相对而泣。当晚，他们用电台和宁夏联系。报话机中传来一位少将处长的声音：“阿匐(指将领)们都来着哩!满拉(指士兵)们都散了。”
马鸿逵焦急地说：“你叫他们来说话。”但是，没有一个接话。据当时随侍在侧的马鸿逵侄孙马振宇后来回忆：“这时马鸿逵背转身来仰面惨笑，在场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宁夏解放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9月中旬，在宁夏军政当局决定和平起义之前，马鸿逵向蒋介石的专机组要了一架运输机，飞抵银川机场来接高级军官的家属，被参加和平解放宁夏的十一军军长马光宗扣留，移交给接管银川市的解放军。驻守机场的解放军某连队指战员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真飞机，他们怕它飞跑了，就用绳子把机翼像包装托运大件一样捆扎起来，另用一根绳子一头套着机身，一头挂在大树上。他们以为飞机翅膀绑着、机身挂在大树上，它再有本领也飞不动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毛昭宇对守卫机场的解放军说：“飞机要定时发动，长时间停着要坏的，你们可以派人同我一起上飞机看守着，我把它发动一阵就下来。”连长认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并派两名战士押着他上飞机。毛昭宇说：“我一人不行，机组都要上来，各有各的干。”两名连队干部也一同上去。毛昭宇把飞机发动后，立即加大油门，沿着跑道呼啦一下冲上天空，绳子哪能对付这一股力量。飞机爬高到数千米后，毛昭宇接连飞出几个特技动作，机上两名连队干部没有经受过飞行训练，在舱内不知所措，已无力制止敌人了。
宁夏解放后，马鸿逵躲在重庆歌乐山下的连家花园里，好多天称病不出。有一天中午，连家花园乃至小镇的里外都突然戒备森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蓝衣社特务们，如临大敌。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先到，即率警卫人员进花园里和住宅内布哨。接着又是一串高级小轿车鱼贯而至，下车的是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最后是一辆黑色林肯牌防弹加长轿车飞驰直接驶进花园大门，走下车的蒋经国和钱大钧二人。这时俞济时请马鸿逵把自己的警卫人员撤走。又过了一会儿，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防弹长腰豪华座车缓缓开进连家花园，第一、二、三、五辆车为随从和特工人员，从第四辆车上先走出花白头发的阎锡山，接着出来的是蒋介石。蒋、阎二人没有走向客厅，而直接步入马鸿逵的卧室，原来是蒋介石和阎锡山来“探病”了。
最后，蒋介石当面关照马鸿逵去台湾，且指定要乘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许去找陈纳德。马鸿逵事后慨叹道：“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离开宁夏时带出的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圆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在无人送行的凄凉氛围中，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临行前，所有警卫人员的枪械都被机场人员奉令收去。
这次飞行充满了艰险，令马鸿逵一生难以忘记。马鸿逵以1．7万银圆券从中国航空公司包租一架“空中行宫”式60座客机。当飞到湖北上空时，地面已经解放了，由于解放军用高炮对空射击，飞机只得爬高飞行，飞机颠簸，机身颤动，马鸿逵他们以为飞机被炮火击中，顿时紧张万分，纷纷向主念“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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