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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但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但他还是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毛泽东与李达：对话四十载（本文是节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李达非常喜欢这两篇文章，并决定解说这“两论”。1951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连载。这年3月，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订。27日，毛泽东即回信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信的末尾还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1952年，李达又接着写了《〈矛盾论〉解说》。此文也同样得到了毛泽东写信支持。李达认为，《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

这期间，李达对毛泽东佩服至极，对于毛泽东渐渐走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但没有异议，还仍然扮演着毛泽东口号的解说者。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批判胡适时，他接连写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6篇文章；批判梁漱溟时，李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胡风时，他写了《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文章。

他的胡适批判论著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读了回信说：“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

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受省委的派遣，到毛泽东身边帮忙工作。梅白后来生动地记载了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相见的情景。

当时，毛泽东知道李达正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

梅白一到，毛泽东就特别嘱咐：“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但不要什么都研究研究，审查审查。我知道，我是要遵守中央和省委为我制定的那些‘纪律’的。但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

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但他还是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第二天，毛泽东要梅白去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

再次见到毛泽东的李达，面对毛泽东已经拥有的领袖光辉，一时竟不知如何称呼毛泽东。他想改口喊“主席”，但由于不习惯，一连“主”了好几次，都没说连贯。毛泽东见李达那副窘态，忙握住老朋友的手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喊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831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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