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笔者最近读到台湾版《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一书，内有一篇名为《从蒋复璁之逝谈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阴错阳差”拿错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蒋复璁(1898?1990)，浙江海宁人，字慰堂，蒋百里之侄，徐志摩表兄，钱学森堂内兄。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后赴德留学。1931年始任中央图书馆馆长。1949年赴台后继任，凡三十二年。《徐志摩全集》(六卷本)由他与梁实秋主编，在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先说蒋、徐两家的关系：他们是硖石镇上两大望族,且联姻。蒋复璁喊徐志摩父亲为“申如七叔”。志摩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住在蒋百里家。徐志摩是蒋复璁长兄迈伦的朋友，也是他儿时玩伴之一。1916年徐志摩在天津北洋大学读预科，蒋复璁也在天津读中学。同乡，又沾亲，时有往来。次年，徐志摩转入北京大学法科读政治，蒋复璁也考入北京大学读德文。后，蒋在松坡图书馆工作时，徐志摩就住在馆内，并襄理事务，朝夕相处。因此，刘绍唐说蒋复璁对徐志摩短短一生“了如指掌”，此言恐不虚。不过，“慰堂先生是谦谦君子，又笃信天主，对志摩私生活点到为止，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讲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不及事实的十分之一”。

　　这“阴错阳差”大概就是那十分之一的精彩之笔。

　　徐志摩(1897?1931)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徐与张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则是乘虚而入造成了事实夫妻。《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两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 ‘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假如，当然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错信的话，他的命运将又是怎样呢?猜不透。但有一点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会断绝他的经济支持，他也许不必到处兼课赚点小钱供陆小曼挥霍。再则，现在各类写徐的传记上，都说徐志摩乘飞机回沪，是探视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机返平听林徽因讲演而遭难。蒋复璁不首肯此说，他认为：“其南下真实之原因，因陈小蝶欲购百里叔在上海国富门路之房屋，志摩想赚点佣金以济家用，诚可怜也!”徐志摩为五斗米折腰而毙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12月6日北平追悼会后，于20日在上海举行公祭。棺木运回老家硖石暂厝，次年春葬于硖石东山万石窝。葬时匆匆，没有立碑，只将胡适手书的几个字放大写在墓前水泥墙上。直至1946年春积锴母子归，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时，方请同乡大书家张宗祥题“诗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陈从周参加这一仪式。陈从周说：“所以延到后来才立碑，因等凌叔华所书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传记千篇一律沿袭此说，连刘绍唐的文章也这样认为。其实不然。

　　尘封的史料随着斗转星移，渐显水面。笔者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过从较密。小滢把她的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吴令华介绍与我相识。吴令华是吴其昌的女儿，而吴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们的祖母是亲姐妹。2004年2月，吴令华将《记凌叔华题徐志摩墓诗碑》一文寄给我一读。我觉得这史料新鲜，且言之有据，不敢迷信正确与否，总觉得最起码是一家之说，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将其推荐给《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令华说，1933年夏，父吴其昌回硖石度假，徐志摩父亲请他吃饭，托他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诗碑(实是催请)。这很自然，一徐、吴是至亲，二吴其昌与陈、凌夫妇有谊。吴其昌因抗日被清华解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与陈西滢是同事;凌叔华又曾为他的《散文甲稿》设计过封面，交情颇深。吴其昌在硖石便发快信致凌叔华，转述徐申如的要求。读刘绍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华致胡适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适来往书信选》，关于凌叔华为志摩写碑文一事有明确记载，觉得真实可信。凌叔华接到吴其昌催题墓碑的信后，过些时日，才题词“冷月照诗魂”。

　　徐申如为何坚持独请凌叔华题，凌叔华为何也乐意，这就不难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华联姻”的本意和徐志摩与凌叔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了。题写什么辞句为好，凌叔华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适请益：“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别剑桥》)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 ‘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 凌叔华也自谦说：“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

　　“冷月照诗魂”这块碑后来确实立了。据吴令华说，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还乡谒志摩墓，于下山时道旁发现它“横卧泥中”。且美术史专家、吴其昌的连宗兄弟吴甲丰也见过。他俩还共同赞赏凌叔华将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贴切而自然。

　　“冷月照诗魂”字是凌叔华写的无疑。但这句诗是胡适应凌叔华之邀“另找两句”“找”出来的，还是凌叔华自拟的就难以稽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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