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收尸队”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荣民’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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