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改革运动。其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变法理论没被国人完全接受，因而缺乏指导作用，缺乏说服力;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够得力，变法力量单薄，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变法领导者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第二，行动上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改革方式过于激进，没能团结大多数，打击面过大;不仅没能分化瓦解封建势力，而且在各方面孤立了自己;脱离实际，采取超前行为，激化了矛质。

　　1898年的百日维新曾给黑暗封建专制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然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其失败原因，论者颇多，或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或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或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或改良道路走不通等。本文着重从变法者自身的能力、素质，有无领导改革的雄才大略等方面去探讨变法的失败，认为变法者的急于求成，理论准备的不足，变法行动的冒进，策略措施的失当等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涉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变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袭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变法就必须唤醒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浩浩荡荡的变法大军，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准备却不充分，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新思潮。

　　1.变法理论缺乏说服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进步理论为指导，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则在立新。这两部著作对传统儒学可谓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犹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风”，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动。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小变法的阻力，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康氏学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他们奉“古文经学”为立身之本，视康梁学说为洪水猛兽，攻击康梁是“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反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攻击康梁“邪说暴行，横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数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维新派的帝党官僚对此学说也是持否定态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论对正统思想的大胆冲击，如石破天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变法而言，康有为的学说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伪经考”对传统儒学作全面挑战，“改制考”也缺乏历史依据，难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争论、混淆和疑惧，使知识分子处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给顽固派镇压变法授以“乱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学说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

　　2.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力量动员得充分与否，关系到变法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前，其维新派在封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思想启蒙。到幕府末期，农民、市民、新兴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主、下级武士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

　　中国从维新思潮兴起到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书，维新思想激荡华夏约有40年光景，但这在思想史的长河中仅是沧海一粟。促成变法的直接动力是高昂的“情绪”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为等在由甲午战败引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以高度的爱国热诚，上书呼吁请求变法，同时还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维新思想，在知识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但阻力相当大，不少刊物、学会时起时灭，其影响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维新思想尚未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百日维新前夕的思想界，变法派只占少数，较多的是守旧派，极大多数的是中立派。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学派是一与千之比，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守旧势力也相当大，更何况其它各省。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变法并不热心，他们缺乏敢于抗争的独立性格，没有全力支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维新派。变法思想不仅遭到守旧派、古文经学派的强烈反对，同时变法活动没有西洋留学生直接参与，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张之洞、李鸿章等的有力协调与合作，康梁可说是孤军奋战。

　　至于广大民众阶层，基本上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维新派居高临下的英雄史观使他们没能深人民众进行“开民智”的启蒙工作，一般百姓依旧被守旧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他们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理解维新者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维新变法之际，正值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由于列强人侵的深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绪。此时甲午战争才结束3年，战争的创伤尚未弥合，维新派居然不顾民众的民族情感，称赞发动甲午战争的的祸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盛情邀请他访华，积极促成光绪帝召见他，视他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救星。

　　维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帮助中国变法的行为与民众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为这场学习西方的进步运动增添了障碍。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现实利益，所有的变法措施没有一项涉及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一些新政措施甚至还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维新派没能启蒙民众，老百姓很难理解反帝反侵略与学西方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维新派之间隔膜很深，对变法表现冷漠。

　　可见戊戌时期，无论是思想界、士大夫阶层还是广大民众阶层，维新派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极不充分，变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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