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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1974年初写了一份‘御状’，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请他们转交李先念副总理。

老知青 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朱维毅，原题为：《“老上海”知青在兵团告御状》

一纸御状告到了李先念那里

“老高中”在兵团知青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和“文革”前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比，他们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书本知识更多，还在于已经形成了自己思考和判断事物的一套方法，带着这一特征下乡的人，行动上具有更多的主见。因此，在学历普遍较低的北大荒人中，他们显得更不好驾驭。

1师有一个北京“老高中”知青指导员告诉我：要把一个连队带好，你必须用好两拨人，一拨是连里的排长，一拨是老高中知青。只要这两拨人有了心气，认同了连队的管理，连里的人心才能稳定，活儿才能干好。

我在上海接触了一些老高中的兵团知青。这些人当年因为年纪相对较大，被称为“老上海”。几十年过去后，和当年的小知青相比，“老上海”们今天在外形上普遍显得更老一些，对历史的评价也显得更为理性，不大喜欢把自己的兵团经历在“激情燃烧”和“蹉跎岁月”之间做简单归类。同时我也发现，兵团军人的理想化教育在小知青身上产生了更多的影响，而对“老高中”们却没有催生出多少化合作用。

在谈到在兵团的经历时，“小上海”知青们喜欢谈苦处，而“老上海”知青则喜欢谈问题。前者的回忆带有更多的青春感受，后者的回忆则带有更多的政治印记。

5师的“老上海”陆建东在兵团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激情派”知青。人家跟着领导奋发向上，他对着领导满怀斗志。而促使他和领导叫板的所有事由，都不与他的个人得失相关，他针对的是连队领导人的作风和兵团的整体管理，而他采取的方式也很特殊：一次次越级呈交“御状”。为此，他在50团5连得到了一个外号，叫作“老右派”。

“老右派”陆建东的故事，显示出他鲜明的个性——认准一条路，就一定走到头。

他说：“你问我‘老右派’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要‘砍红旗’！

“我们5连是整个5师的一面红旗。当时兵团到处亏损，但我们5连年年盈余，而且逐年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连长孙贵有头脑有办法。他知道农业和副业要一起抓，养猪、养蜂、养鸡、酿酒……什么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们的指导员老郎（化名）不正派。这人是老职工，脑子好使，口才极佳，但作风败坏，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属队的妇女都有两性瓜葛。兵团在抓干部作风时，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导员的问题，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们的男朋友。说指导员把女知青带到土豆窖边上，推下去就欺负。我气不过，写了份检举材料，和另外两个掌握全面情况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团政治处。”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773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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