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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上海知青们当然记得从黑龙江三棵树驶来的55次列车，这趟车与56次对开，被称作“强盗车”或“垃圾车”，前者形容混乱，后者形容肮脏。

本文摘自：《新民周刊》2016年第7期，作者：沈嘉禄，原题：《上海知青们的 老北站》

买站台票也是一门技术活

王安忆在她的早期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写到陈信在返城途中，听到车厢内响起列车广播员的报告：“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于是拥挤的车厢内顿时喧腾起来，有人瞌睡醒了，有人脱了鞋子踏上座位取行李，出差到上海的一群新疆旅客则相约出站后先洗个澡，再去吃顿西餐……

吃西餐是外地客人来上海的一个隆重节目，上海知青其实也有这个念想，但归心似箭的他们，在彼时有着太多的麻烦事情要应付。这里不妨将镜头拉回至上世纪70年代，某一年的春节前，每列从上海出发或以上海为终点的列车——都是现如今淘汰出局的绿皮火车——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作家们喜欢用“沙丁鱼罐头”来形容狭小空间内的拥塞情景，但这个形容词尚不能表达知青们的真切感受，因为除了前胸贴后背的挤压和推搡，还比如那些半途陆续上车而没有座位的乘客，要么只能像猴子那样佝偻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蹲在厕所旁，或者像一只可怜的寄居蟹一样缩在椅子下面过夜，最尴尬时，连窄窄的椅子靠背上也可以站人，因为上面的空间有限，而且列车在行进途中晃动厉害，他必须佝偻着身子并牢牢抓住行李架的边缘才不至于被甩下来。而且，我要说到与沙丁鱼罐头的不同之处，罐头食品尚有标准化的香味，而身处如此密集嘈杂的车厢内，在被蒸汽机车头一路喘气地拖行了两三天后，空气就会变得污浊不堪，大蒜味、饭菜味、烧酒味、香烟味、臭脚丫子味、焦糊味、厕所外泄的无孔不入的尿粪味……还要加上壮硕的、柔软的肉体们好几天没清洗的那股“肉格气”，融合混杂在一起然后随着列车的颠动不时涌动，简直令人呕吐和窒息。再加之各种略带夸张的方言和暴力倾向明显的咒骂与恫吓，以知青为主体的旅客情绪此时会下降到最低限度。此时，终点就意味着解放，意味着苦难历程的终结，谁还有兴致去怀念红房子的法式洋葱汤呢？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上海知青们当然记得从黑龙江三棵树驶来的55次列车，这趟车与56次对开，被称作“强盗车”或“垃圾车”，前者形容混乱，后者形容肮脏。我五哥当年是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报名去黑龙江农场的，每次回沪我都要去车站接他。那个时候去上海火车站（俗称北站）接客送客应该算门技术活，首先要掐准时间，但那时列车晚点是常态，对于一辆严重超员的列车来说，能安全驶到终点，晚个一两小时实在算不了什么。然后需要获得一张站台票，这需要手持知青发回来的电报，才能到指定窗口购买。没有电报的人只能凭自己眼光捕捉准备进站的某位旅客，而他身边又没有送客的人，那么上前打个招呼，借用他的车票去买一张送客票也能混进去。当时的人们都比较善良，一听接知青回家，都能帮你。

在西北风呼呼吹的站台上焦灼地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略带弧形的铁轨上终于出现了黑沉沉的车头，并射来一束光柱，寒冷而刺眼的车前灯似乎要将接客的人们射穿。列车经过长途跋涉，像一头遍体鳞伤的巨型怪兽，喘着粗气进站了，热乎乎的气息似乎要将我融化。没等它停稳，被水蒸气淹没的站台上已经大呼小叫起来，看到站台上亲友的知青们开始从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横七竖八地捆着彩色的绳子，装满了东北的土特产：黄豆、玉米、番薯干、木耳、榛蘑、绵白糖等等。有一次我登上车厢接五哥，就差点被那股浓烈刺鼻的气味熏倒。知青们的脸上写着灰暗的疲倦，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但肯定不是期待牛排和罗宋汤的兴奋，而是别的。等知青们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车厢内的情景，满地的垃圾堆得一层又一层，干的湿的都有，像一场残酷巷战后的街区。

站台上哭声掀棚

通常情况下，五哥先是与同场知青赶到北安县城，再搭乘货运卡车或拖拉机甚至马车来到三棵树站，在车站要等一两天，如果还没有买到火车票，那么只能与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车，在车上补票，当然没有座位。有一次他一直站到济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脑子活络，天生是跑江湖的料，干脆一路逃票到上海。有一次五哥也壮着胆子逃票，结果车到沈阳来了查票的，同行的知青都躲过去了，他人老实，看到列车员逼近就慌了神色，结果被揪了出来，在沈阳下一个小站赶下去。在车站，孤苦伶仃的他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发了份电报到家里，父亲马上汇钱过去，三天后他才补了票回到上海。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772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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