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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后来曾说，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10月2日第A14版，作者：亚历山大·潘佐夫，原题：《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

王明和季米特洛夫对斯大林的迎合真是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的屈从行为画个底线。他们没有为中共考虑，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积极抵抗最终有助于确保苏联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安全。这就是他们竭力不去注意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袖的另一个明确指示的原因所在，这个指示就是，中共部队需要打游击战，并且只打游击战，“不停地侵扰敌人，把敌人拖进中国内地，在后方打击敌人”。王明却对这一指示说“不”：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必须把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以便把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牢牢地困在中国，使其没有机会进攻苏联；只有这样做，我们才算履行了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表示反对，并试图给自己的立场找一个哲学基础。从自己刚刚学来的辩证法命题出发，毛在12月的会议上试图证明：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是，王明的雄辩占了上风，毛泽东成了输家。在康生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自视为莫斯科指示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的王明，在党内占据了实质上的领导地位。1938年1月4日，王明向季米特洛夫报告说：“会上一致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检讨了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改正了实践工作中的一些趋向。”接着他在经费上提出了一些要求：“目前的财政状况非常困难。我们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一切努力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我们请求尽快把许诺的经费转交给方林（邓发的化名），为此我们已经向乌鲁木齐派遣了自己的同志。”毛后来曾说，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贺子珍走了以后，毛大部分时间住在他的窑洞里，但他在延安城里的房子还保留着。他通常在那套房子里接见外宾。）

毛被迫屈服，远离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1938年1月，他曾自嘲道：“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768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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