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
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
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曾说：“有奋斗就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牺牲对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基本准备。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当年的革命道路何其艰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有掉落下来的可能。支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是他们坚定的人生信仰。
有了信仰，便有了选择。有了选择，便有了群体的凝聚和力量的产生。
盘古至今，王朝更替，某种程度上说，得力可靠可行的信仰决定着最终翻天覆地结果实现。
因为，信仰有着旗帜的表现，有着极其现实的针对性和引导性。
因此我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文/郝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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