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780年8月，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带着一支人数高达两三千人的“祝寿团”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算起来，这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内地“朝觐”皇帝的班禅，也是自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与顺治帝会面后的又一次盛事。六世班禅此行系主动请缨为乾隆庆祝七十大寿而来，算是给足了乾隆的面子，而乾隆君臣上下显然也将班禅此行作为对藏“统战工作”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乾隆不仅为班禅备下了足以显示天朝国力冠于天下的丰厚赏赐，还以班禅在日喀则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为模版，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了一座黄教寺庙。

　　足以证明乾隆统战工作做得到位的是，乾隆据说还特意学了藏语以应对此次会面。与班禅一见面，乾隆就用一口藏语打招呼说：“喇嘛身体好吗?一路上辛苦了吧?”一下子就震住了班禅。总之，这本是一次宾主尽欢的大型统战活动，于乾隆，他借此进一步强化了大清王朝在西藏那种超然的政治影响力，乃至个人作为宗教保护者的地位;于六世班禅，他也借此扩大了黄教在内地以及蒙古的影响，同时也开始确立了历代班禅与中央统治者那种密切却也暧昧的私人政治联系，这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历史走向中将逐步显现出来。正当双方都在尽情地进行着此种政治畅想之时，当年11月，水土不服的班禅突然在北京出痘发烧，乾隆亲自探视次日，即不幸圆寂。不胜哀伤的乾隆为表体恤之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乾隆当然明白，班禅的突然圆寂，为西藏与大清朝廷刚刚明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班禅身前身后进行的“金钱攻势”本是为了对藏示好，却竟然直接导致了日后西藏形势的一次非常致命的逆转。

　　六世班禅去世后，也留下了乾隆赏赐和满蒙王公大臣馈赠的一大笔钱。这笔庞大遗产当时交由班禅同母异父的哥哥，时任札什伦布寺司库(相当于管家)的仲巴活佛主持处理，据说这位活佛把钱都留给了札什伦布寺。活佛无罪，怀璧其罪，国内有些出版物指称班禅大哥在处理遗产的工作中有“自肥”之举，对此，我的态度是“莫须有”。

　　问题是，班禅还有一位弟弟，还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对这笔钱的分配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更大的问题是，班禅的这位亲弟弟也是一位活佛，而且这个活佛的头衔要比仲巴活佛的背景要显赫得多。这位活佛弟弟是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对于不了解藏传佛教活佛谱系的人来说，这个活佛头衔可能非常拗口，不过，只要了解三点就可以了。第一，这个噶玛噶举派是不同于达赖班禅那个格鲁派(黄教)的一个藏传佛教教派，虽然在藏区的势力不如格鲁派，但也是根基深厚，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引入“活佛转世”的教派;第二，这个“红帽系”的由来是因为元朝皇帝赐给的一顶红帽子，这个噶玛噶举派里还有一个“黑帽系”，由来也是因为蒙古皇室赐给的一顶黑帽子，这一系活佛的名字是鼎鼎大名的大宝法王，据说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班禅和达赖;第三，对于我等局外人来说，看到六世班禅的哥哥弟弟一家都是活佛可能会比较疑惑，我只能说，此种“裙带关系”似乎一直是藏传佛教转世中的一大特点，但我等不信教的外人对此中是非利弊还是要秉承文化相对主义的不要多嘴吧。

　　总之，这位戴红帽子的活佛弟弟的不满是，为什么班禅哥哥的钱不能分我一点?毕竟，论活佛“品级”，他要比管分配的那位哥哥活佛高得多;论亲戚关系，他和班禅是同父同母，也要比那位不是一个爸爸得哥哥要亲得多。为此，活佛弟弟向管分配遗产得活佛哥哥提出了强烈抗议。活佛哥哥显然一毛钱都不想给活佛弟弟，并且，他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虽然大家是一家人，但活佛弟弟的“红帽系”与班禅和自己的格鲁派不是一个教派的，大清皇帝这笔钱是赐给格鲁派的，“红帽系”显然不能参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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