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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面对蒋介石“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的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吴玉章 资料图

本文摘自：《贺龙的非常之路》，作者：韩宇，原题：“我决不会二三其德”——“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政治品格

吴玉章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延安五老”。毛泽东同志的名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就是赞扬吴玉章的。

“一贯的有益于革命”：“无役不从”的革命家

吴玉章从青年时代参加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起直到1966年12月12日逝世，近70年历经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重大历史阶段，正如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他七十寿辰的贺信中所说：“无役不从。”几十年来“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

吴玉章少时就立志“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出国留学时曾经慨叹“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他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吴玉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往苏联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谢绝了周恩来总理拟委任的重要行政事务，集中力量办教育，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赞颂的是，吴玉章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越发坚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面对蒋介石“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的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

吴玉章一辈子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是青年的导师和引路人。1960年5月，八十多岁高龄的吴玉章写下了这样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十月革命前，作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吴玉章对民族的孱弱痛心疾首，对祖国的危殆忧心如焚。他始终憧憬着祖国的未来，始终注视着从旧中国的瓦砾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命，始终把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坚信“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呼吁广大青年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发奋为雄，再造神州。这些寓意深刻的论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广大青年奋发向上、振兴中华，给予了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在受邀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和青年们谈谈学习问题》报告上，他鲜明地指出“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勉励每一个青年都应该有理想、有抱负，树立远大志向，并且应始终不渝地为之奋斗；吴玉章常常用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教导青年既不要以政治上的进步而放弃业务技术，同时又要防止和反对“单纯业务”观点。他指出那种只有一技之长，就既不需要明确政治目标，也不需要进行思想修养的观点对国家不利，易使青年迷失方向，并使业务停滞、退步以致失败；八十多岁高龄的他还时常登上讲台，声情并茂地给人民大学的师生们讲述共产党光辉的历史。他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在非常时期不畏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青年师生。

“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大众教育的忠实践行者

吴玉章的一生，又是献身大众教育的一生，他是中国工农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大力实践者。他一贯主张，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情，要面向工农大众开门，努力扩大贫民受教育的机会。从1922年吴玉章留学归国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正式投身教育事业起，到196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任上病逝，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吴玉章始终奋战在大众教育的最前线。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吴玉章就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了勤工俭学运动。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沟通中西文化并为华工争福利，组织更多出身平民的革命青年到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社会主义思潮；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身在苏联的吴玉章心急如焚。他于1939年辗转回到国内，立即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他将自己的教育专长与抗日相结合，撰写了名为《抗战期间的教育与文化》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不能离开国民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急需以教育来提升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吴玉章在抗战时期大众教育思想与实践方面的突出贡献，赢得了党中央的赞许和信任，委任他主抓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

执掌中国人民大学的17年间，吴玉章始终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首创函授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将正规办学和社会办学、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第一人，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在人大早期就读学生中，除了少部分知识青年和进步青年之外，其余大部分学生都是产业工人或工农干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获得过“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称号。作为校长，吴玉章十分重视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多次邀请在读的工农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郝建秀等人参加校务管理会议，认真听取他们对学校发展的意见。（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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