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一代大家梁启超便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该书叙述评价了李鸿章的风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分析。梁启超认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笔如椽,其学贯中西,识见犀利,一剑封喉。千载而下,恐怕对李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判,无出其右者。
不过,梁任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只见其果,未证其因。苹果埋进肥沃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投进五色酱缸只会腐烂变质。让我们试着从文化结构上找找原因。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开招商局、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倡修铁路……如果没有点儿真功夫,能办出47个中国“第一”?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伊藤博文照样精通儒学,乐此不疲(他的名字就来源于《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甚至他的治国名言就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非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半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他也未能突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弊政,重军事工业,轻基础工业,害怕商民壮大,只为清政府谋财,不重视为老百姓谋利。这种推行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错误产业政策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
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开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列强好感,继而修改不平等条约。于是一场狂飙突进的全面“西化”运动开展起来,在政府的带领下,日本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这些都被视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伊藤博文喜好洋风,是“欧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当他看到彼时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后,就及时调整政策,顺应大势,照顾国情,恢复传统文化,扭转了浅薄庸俗、极端西化的倾向。日本一时出现了西服与和服并存、酒吧与茶室共处、西洋歌剧和日本浮士绘竞相夺目的奇观。在此基础上,伊藤博文大力劝奖百工,扶持私营企业,使日本经济欣欣向荣。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强调富国强兵,但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始终把资产兴业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伊藤博文既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豪商遍地,劲卒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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