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二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历史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进侵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官职有帅(从三位)、大贰(从四位下)、少贰(正五位上)、守(从五位上-从六位下)、介(正六位下-从六位上)等，由此可见，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侵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1273年2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共5页: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