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自豪感与自卑感大都与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和武器装备强弱联系在一起。从鸦片战争失败直至抗日战争时沦陷大半国土，对外战争一再失败和本国武器装备低劣，导致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心理。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一战，能与世界最强手打成平局，才逐渐恢复了中国人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过头脑清醒者会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时用的多是苏联武器。
经过解放后6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作为国家实力标志之一的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是体现其实力的重要方面。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军队装备的巨大进步同样令世界瞩目。回顾1949年以后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它成为中国国家实力增长的一个缩影。
引进技术、仿制生产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
(1950年至1962年)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时，已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其首要原因是社会生产水平仍停滞于落后的农耕方式而错过了工业化大潮，军事上也错过了热兵器、机械化这两个历史发展机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忙于内战，国家始终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当权者重点经营的军工产业也不过是外国的附庸，国内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工业产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当时国内几个兵工厂如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等都只能生产少量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连迫击炮都造不好，更无法生产机械化装备，弹药年生产能力也仅能达到1万吨。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德等国的年弹药生产量都在200万吨以上。当时发达国家军队已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如1950年美国军队已是人均20马力(平均3个人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5马力(平均10人一辆机动车)，中国军队却是人均0.2马力，550万解放军只有1万辆战争时期缴获来的汽车(平均500人一辆机动车)。
世界军事发展史证明，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军队机械化和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鉴于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中国国防事业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应急购买苏联先进装备，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上世纪50年代中国重工业建设起步时，我国军工部门及时补上了机械化这一课，同时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出于作战急需，主要以半价赊购方式(只有少量属苏联无偿赠送)引进了苏联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同苏联达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引进，其中军工企业便占了44项，苏方以成本价提供陆、海、空三军配套的飞机、舰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并免费提供相应技术。中国能获得这一世界军事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并不是当时所宣传的“国际主义”而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是因中方在朝鲜战争中站到第一线流血牺牲，苏联才给予了相应的回报。
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时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对华援助特别是军援有了质的提升。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旧品，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新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世界强国已经迈入核武器阶段，毛泽东在赫鲁晓夫1954年首次访华时又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却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1956年东欧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苏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在此形势下，赫鲁晓夫才不顾军方坚决反对，于1957年7月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其交换条件则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再援建102项重点项目。毛泽东随后访苏，在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中苏之间发生政治争吵，苏联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主动提出中国可延迟还债时，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等新装备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不过中苏关系这一度好转为时不久，便因同年11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中共反对批判斯大林并支持阿尔巴尼亚而再度闹翻。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击为由，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停止这一援助项目，对华的军事帮助至此停止。不过中国军工业通过全面接受和掌握苏联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技术，对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年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1984年会见苏联老朋友时曾表示，对苏联给予的这些援助，“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自主研制、艰难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战略威慑力
(1962年至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初苏援断绝，中国的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制阶段。此间中国同苏联逐渐进入敌对状态，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由对抗走向缓和，却基本未得到军事技术帮助，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军工企业在近乎封闭状态下靠着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
60年代最令国人自豪的军事成就，就是“两弹”(导弹、核弹)的研制成功。这一项目受苏联撤退专家的影响并不大，是因为中国自己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开始“两弹”项目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还都不能独立制造，在此薄弱基础上起步，十几年内就完成了“两弹一星”项目，创造了世界上研制时间最短的跨越式发展奇迹。当年出于“争气”的鼓劲需要，曾宣传搞尖端武器是“勒紧裤腰带”，其实若仔细计算，中国在“两弹一星”项目上的花费总计只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和年均国防费的12%，这在世界各大国研究核弹、导弹时又是花费最少的。
当年中国的尖端武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起点高，从起步便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重点领域。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设备、技术时，一开始就掌握着自主知识产权。在“文革”的动乱中，从事“两弹”研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还大都得到保护，使这一项目还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在世界上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1970年“两弹一星”项目最后完成，1971年联合国便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的决议，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常规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苏联技术的时期，虽有部分自主创新，却因原有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实现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鉴于常规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6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又强调“师团行动骡马化”，出现了指导思想的倒退，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当时许多武器项目的科研指导又出现急躁冒进思想，违反科学规律而按“大会战”方式搞突击。例如空军同时上马搞歼-8、歼-9、歼-11、歼-12、歼-13，十几年间却没有一种能够定型。海军虽制造出新型驱逐舰，舰体建好后却迟迟缺少相应的雷达等仪器，十余年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无数事实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靠提高全民全军的科学素质来解决，不能依照小农经济的单向思维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
从1964年起，我国半数左右的基本建设费投入了三线建设，在西部原来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改善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当时实行的是“军民两层皮”的建设模式，军工体系的建设只是单纯投入，没有经济收益，这也使国防科研经费往往难以为继。由于国防企业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用品，军品援外还以“不当军火商”的精神免费赠送，国防企业日益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这样的军工建设模式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影响了国防工业的自身发展。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十几年间，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原先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大大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开。
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一阶段的独立探索，经历了种种曲折，虽然步履维艰并走了不少弯路，却毕竟积累了经验，并总结了教训。通过自身的努力，还锻炼出一支本国自主科研队伍，这又为后来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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