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继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该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谈撰写此文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情况。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四位。按照PPP（购买力评价），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中国是世界第二。现在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000多亿，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所以有这个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为了回顾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壮举，本版即日起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系列钩沉，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稿，提供新闻线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今天本版刊发该文作者胡福明接受媒体访谈该文出台内幕……

　　批“两个凡是” 准备坐牢

　　记者：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已成为时代转折和改革先声的符号，为什么是你写这篇文章？是偶然的吗？

　　胡福明(以下简称胡)：我在南大是搞哲学专业，拥有专业的敏感性，这也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的结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先被打倒，后来成为逍遥派，一路看过来，变成观察者。为什么后来我写文章？因为我痛恨“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我被作为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当时被划为“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帮”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儿那时只有２岁，被人骂为“黑崽子”，哭着跑回来。这不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后来能够批判两个凡是，与“文化大革命”灾难太普遍有关，老百姓穷透了，苦透了。

　　记者：那又怎么成为观察者的？

　　胡：江青、林彪这伙人，我一开始就很反感，林彪叛逃死后，上面通知参加党员大会。气氛很神秘。每人发一张票，排队参加，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清点人数。妻子问我，什么事？我说党内出大事了，林彪反党！

　　结果进礼堂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上面通报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林彪反党……”我当时就笑了。（笑）所以我当时预测，江青一伙肯定也逃不了。

　　记者：但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笼是你没有料到的吧？

　　胡：是的。江苏省批判“四人帮”的大会我第一个发言。我认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时机到了，当时写了很多文章，以为春天来了，应该拨乱反正了，邓小平要出来工作了，中国要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了。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两个凡是”出笼，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变得寸步难行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两个凡是”在作怪。

　　记者：所以你想到写文章批判。

　　胡：我仔细研究，觉得这样的提法不好，“两个凡是”等于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

　　所以，大概到１９７７年４月，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

　　记者：当时担心被整吗？

　　胡：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只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会被指责为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

　　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那我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指责为否定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所以当时心里有点虚啊，要准备坐牢的。

　　趴在木凳上写出文章

　　记者：当时担心家人被牵连吗？

　　胡：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当然不能把“两个凡是”写在标题上，公开“宣战”。

　　记者：那你是怎么做的？

　　胡：我懂了，要有斗争策略。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决定将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作为替身来批“两个凡是”，这些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我就达到目的了。我的选择就是从理论上、哲学上彻底否定“两个凡是”。

　　记者：成文过程听说也颇费周折？

　　胡：是的，１９７７年６月底，正要动手写文章了，妻子被查出患了肿瘤，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蚊子很多，也很热。整个晚上睡不了觉，我就找个木凳放在走廊里，趴在上面，查资料、写提纲，花了好几个晚上。７月，妻子出院，正好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然后一遍遍地改，改得密密麻麻地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

　　文章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未受人指使

　　记者：后来有人认为你写文章是受指使，配合邓小平复出的需要。

　　胡：那是凭我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当然后来我知道小平早在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就批了“两个凡是”。但是那时只有很小范围内知道这事，那时我们省委书记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

　　记者：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呢？

　　胡：文章写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找谁发表呢？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当时要我给他们写文章，我说好。

　　所以，９月份我将稿子寄给了他，但是几个月都没收到回信。

　　记者：当时可能是话题敏感，他们不敢发？

　　胡：我不知道。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到了１９７８年１月，我终于收到王强华的信和文章小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这样前后又修改了几次。

　　记者：最终发表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胡：１９７８年４月下旬，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在《光明日报》见到了当时的总编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还有孙长江、王强华。

　　杨西光告诉我，本来准备在４月２日的《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但是他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很重要，发哲学版太可惜，他要把它放到头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不过他强调说文章要修改，加强它的战斗性。

　　我住在《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工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我最初定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知道，文章是要先由胡耀邦亲自审定。最终决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

　　记者：文章发表后，你遇到的压力大吗？

　　胡：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时间很紧张的。到了６月初，一天早晨我在广播里面听到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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