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康有为、谭嗣同为核心的“康党”曾一度占据了晚清改革的中心舞台，最终却以悲剧告终。究其根源，康党自身之浮躁实乃主因。康、谭师徒戊戌前后念念不忘卖掉藏满疆蒙之地以筹措改革经费，即是明证。

　　卖完新疆、西藏，“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痛心于清日战争中清军之惨败，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氏说：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凡所谓保护，只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断不可。即十年内与别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帮助。则凡言联络者亦皆应如此)。一言保护，即无处不当保护;不可如现在浙江之舟山归英保护，天津之铁路归德保护，毫无益而徒资笑也。又请二国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更加兵费亦无不可。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谭嗣同书简》)

　　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铁路，竟由英德派兵保护，则断断不可。即十年内与他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然得宇内二大国之一言，亦断不至与他国有事。且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国为障隔，中国转因而居重。新疆西藏壤地密邻，二国又将彼此相谋，自固其圉，更无暇犯中国。即令欲犯中国，而经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区，如农务、矿务、商务、铁路之属，必十年之后始少有条理，是尤为缓兵之策。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集·报贝元征》)

谭嗣同

　　康有为亦欲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孙家鼐询问如何筹措变法经费，康氏回应：把西藏卖掉

　　与谭嗣同相类似，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锐意变法，而翁文恭罢，无任事之人，悉由康有为等阴为主持，新进竞起，中外小臣上书言事日数十，上视廷臣无可语，悉下会议。公(孙家鼐)面折有为曰：‘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有为曰：‘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公见其言诞妄，知无能为，而众议日益揉杂，遂上疏言变法当筹全局，咸同间冯桂芬著《校?庐抗议》言有次第，请以其书发部院卿寺。”

　　夏孙桐所言，应属可信。因康氏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康氏自述其新政规模：“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如此庞大的新政规模，其所需之“五六万万”之巨款从何而来?康氏的方案是：“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国的矿产都抵押出去，如还不够，就把“边外无用之地”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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