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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公布的1969年1月23日中国边防战士和苏联边防军争执的场面。资料图片

19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中国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一位在那一特殊年代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特以文字记录下来。

一、中国使馆遭冲击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曾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将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迹，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使馆工作人员之前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工作人员一声不吭。只有几个人站在8楼，通过窗口拍照，记录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中国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在刘新权到任前，使馆趁机打扫卫生，进行整修，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经交涉，苏方很快派人出动云梯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使馆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二、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在“珍宝岛事件”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始终紧张。中国使馆官员每逢和苏联外交部及政府机构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敌对情绪。

但因日常接触密切，中国使馆人员和苏联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人员交往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

为了感谢服务局对中国使馆的关照，中国使馆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官员及工作人员。服务局接到邀请后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中国使馆便将宴会定于周六下午5时，并提前一星期发出请柬，服务局的工作人员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中方建馆时就负责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中方人员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也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中方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那次共发出80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60多人。因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得饱、吃得好，中方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使馆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但那年到时间了却不见一人来。那次宴会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使馆干活，中方人员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说，苏联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三、“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中国驻苏大使馆决定以时任大使刘新权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

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中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中国外交部，准备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中国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中国使馆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中国国内的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新权还抵制了苏联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中国国内指示，中方外交人员对苏联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中方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由于刘新权不懂俄语，退场与否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新权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新权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新权退场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新权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电告中国外交部：所谓刘新权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四、抓捕苏联间谍引紧张

刘新权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机构领导。对方向中国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中方的愿望。因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新权，礼尚往来，中方也回请了苏联外交部的官员。

有一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1974年1月两国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

当时，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5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公安机构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苏方进行报复。

中国使馆立即处于戒备状态，严格控制人员外出。使馆的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1月17日上午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新权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新权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中方，适逢北京抓苏联间谍，政治空气紧张，但使馆几经研究决定：去。

上午8时，大使馆的车队出发，每位外交官的心都悬在空中，心想：这不是去吃饭，是去上战场。

大家落座后，贾丕才拉着刘新权的手说：“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光临，我和我的同事都很高兴。大家可以散步、赏景、聊天，在大使馆内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都很疲劳，趁此机会可以放松一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家散步回来，这时餐厅里各种菜肴已经摆放就绪，招待员侍立两旁，等候就餐者落座。当刘新权步入餐厅时，突然大使馆打来电话，礼宾官以急促的声音告诉刘新权：“我们的信使在大使馆门口被警察绑架。”大家一下愣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原来有位中国信使和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几个客人到大使馆对面的湖旁照相。那里风景优美，他们边游览边拍照，快到12时了才返回使馆。其他几个人先走了，信使落在后面，他认为在大使馆门口，不会有什么问题。未料，他走到大使馆门口警察亭时，被警察拦住了，比划着向他要护照。他听不懂，但懂得意思，指着使馆的大楼说，我的护照在大使馆里。警察见他没有护照，就架着他往车里推。信使急了，大声吼道：“我是中国信使，你们光天化日绑架我，这是土匪行为。 ”两个警察听不懂他说啥，硬是把他推上警车拉走了，大使馆值班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当即给刘新权打来电话。

刘新权一听十分气愤，立即把此事告诉贾丕才，要求苏方立即放人。贾丕才显得十分恐慌，他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严重事件，但他安慰刘新权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请放心。我马上给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打电话，让他指示有关机构立即放人。”他说着进屋里打电话去了。刘新权把几个参赞叫来说：“他们不立即放人，我们就不吃这顿饭。”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使馆打来电话说：“信使已被警方送回使馆。”这时，刘新权才同意进餐厅。

席间苏方官员为缓和紧张气氛主动与中国官员碰杯，酒杯虽碰得叮当响，但总消除不了大家怏怏不乐的表情。好容易上完最后一道菜，散了席，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顿饭吃得太“艰苦”了，无异于当年刘邦赴“鸿门宴”，所不同的是刘邦当时与项羽不辞而别，而中国外交官员们临行时，向苏方挥手告别。

五、中国使馆随员被驱逐

中方外交人员赴宴没有闹出什么意外，但苏方的报复在随后来到了。

1974年1月19日，中国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中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的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将关恒广绑架。

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大使馆主要官员都到机场送行，刘新权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打开水银灯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新权，刘新权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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