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当然，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中国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此外，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

　　查良镛以及家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

　　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

　　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

　　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

　　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

　　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

　　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

　　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

　　1948年查良镛被调派至香港《大公报》　

　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

　　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

　　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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