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的成年
于谦考中秀才以后，十六岁读书于吴山三茅观，同学有高孟升等。于谦天分很高，喜读先秦两汉的书籍和苏东坡的文章，更究心古今治乱兴亡的道理，特选录唐陆贽的奏疏，手钞成册，朝夕披阅，“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七岁时，应乡试不第，仍就读于吴山三茅观。这时于谦潜心求学，努力读书，“濡首下帷，足不越户”，非常用功。后来他写诗回忆：“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忆老婢”）可见，为了取得功名，创立绩业，于谦少年时是刻苦学习的。这时，于谦写了“石灰吟”。这首诗表现了他为了功业，不惜牺牲自己。“石灰吟”里说：“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于谦二十岁时，以第一名考取了钱塘县廪生。第二年他和翰林董锈的女儿结了婚。从于谦的文集里，可以看出，董氏是勤俭持家的主妇，她习女红，奉舅姑，而且能读诗书、作文词。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谦亲自到山东去拜省他岳父。据说这位“翰林董公，以直言忤时贵，降官济南教授。”于谦所到的山东一带的农村，相当残破荒凉。原来在建文元年（1399年），发生了明朝皇室的内战“靖难之役”，战祸延续三年之久，山东一带的农村受兵祸最重。永乐年间又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征调民役，每次都要几十万人，尤其在北方，徭怡最为苛重。当时明廷又准备迁都北京，所以年年有大批粮饷物资必需紧急北运。永乐九年（1411年）春，明朝命漕运总督宋礼征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等地民夫三十万人，在二十天内重新疏浚了元朝所开的会通河，整顿了贯通南北的主要干路──运河。运河上拖挽漕船的劳役中最艰苦的路程是在山东。虽有运粮官军十二万人参加，但随后官军多所调遣，漕运完全落在人民身上。另外，山东沿海又增加防倭军事的征调。加以永乐十三、四年山东、河南等地又连年水旱成灾，所以农民生活困苦，负担是很重的。于谦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初次离开了家乡，第一次踏到灾祸频仍、科徭繁重的山东地方。他路过滕县的时候，曾和县令许某谈论过人民流亡、社会不安的情况，次年二月，明朝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蒲台县，在女英雄唐赛儿的领导下，攻破了益都、莒、即墨等县，远近震动，虽然不久被统治阶级用强力镇压下去，但人民对敲骨吸髓的剥削已不能忍受，用实际革命的行动，提出了警告。于谦既然亲身到过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山东地带，目击农民的流亡和困苦的生活；接着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也深刻地教育了于谦。这对于以后于谦在政治活动中，比较注意农民疾苦，主张改良的政治，都有深远的影响。
于谦保卫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chén?)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王朱祁钰为帝。?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
第四，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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