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是官场上的一个热词，感到陌生的人估计不多。你升官了，你大可跟别人谦虚：呵呵，我何德何能，无非组织关心，赶上了机遇……你升不了官，组织上关心起来也会找到你：好好工作，机遇总会有的……
　　
　　明朝的天启初年，有人认为官场太乱。换一个角度，这是难得的官场机遇期：左光斗升官没商量，魏忠贤异军突起……比较眼红的，便有阮大铖。
　　
　　为何官场机遇出现在天启初年？先感谢一下朱常洛父子。朱常洛先生，是明朝任期最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短到任期计量单位不能用“年”，只能用“月”，且只有一个月。准确地讲，是二十九天。前边开庆祝会，后边开追悼会，你这不是闹腾千秋伟业吗？
　　
　　闹腾归闹腾，官场效应则正好相反。“一把手”越更替得快，跟着升官的才越会迅猛。领导动，干部动，如果“一把手”的位置稳如泰山，你的芝麻官可能就是坚如磐石，别说是改变大小，就是改变一下颜色，那也要看大气质量，你享受氧化的程度。
　　
　　明光宗朱常洛，明代第14位皇帝（年号泰昌）。他虽在位仅一个月，故事却是厚厚的几大本。他是明神宗万历帝长子，其母王恭妃。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
　　
　　▲万历皇帝手迹
　　
　　对这位接班人，万历皇帝好像有预感，相当不喜欢这位太子，所以他天生的位置便一直岌岌可危，苦熬了三十九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但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这位刚要展翅高飞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升天了。
　　
　　虽说是苦命，但朱常洛又是一个幸运儿。他这个太子，有数次没上任即被换届的可能。但终究是保住了，这不能不感谢东林党，同时也要感谢阉党（魏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他们为朱常洛操碎了心，不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而是有心人知道这里面有天大的机遇。所以，在万历皇帝病重期间，大家都为他轮流值守。不拿加班费都这么尽力，不是干部们素质高，关心老领导的身体，而是大家需要掌握领导的健康秘密，瞧这主儿什么时刻心电图没了，一旦屏幕上的曲线呈现直线趋势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抢到朱常洛，及时把他推上极端重要的领导岗位。
　　
　　——凭借拥戴之功，他们理所当然地回家数帽子，顺便盘算一下下一步该如何数银子。
　　
　　敢于算计老领导，这帮官场健将可不是押宝买彩票，认为站在世贸大厦楼顶随便扔枚硬币，都能掉进广场上的玻璃瓶。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极受冷遇。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万历帝所钟爱，郑氏与万历帝“密誓”立常洵为太子。可惜，大家都拿这些当夫妻二人的私房话——朝臣们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拼命力争。万历皇帝也想不出好招数，便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持续了15年的“争国本”斗争。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至四十二年（1614），又斗争了13年，直至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国，才算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朱常洛的可怜，不仅在于他差点帽子不保，还在于他差点小命不保。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张差要是身手利索点，朱常洛肯定就赶不上就职仪式了。
　　
　　昔日无怨，往日无仇。张差为什么要打太子？张差的精神病说，很可能最接近真相。有些很复杂的案子，原本不一定复杂。几年前有位顶级首长要路过，上上下下紧急动员，不听话的狗都被专人盯梢了。首长途经那天，大小干部倾巢出动，大小路口严防死守。结果，首长开道车快到的时候，一个孬子竟神采奕奕地迈步到了路中间，幸亏小干部们的小眼睛还不错，及时发现，一拥而上，架走了孬子，消除了险情。
　　
　　这种事细想起都有点后怕，什么坏人都摸排过了，就是没摸到这个孬子——人家毕竟是流动岗位，哪个地方搞文明创建或迎接检查，都要将他们异地交流。孬子当时要是撞上首长，一准是个政治事件，倘若办案的同志认真负责，不立大功势不罢休，很可能也像梃击一样复杂起来。谁相信通天大案，会是拿显微镜都发现不了智商的孬子干的呢？
　　
　　▲徐显卿“宦迹图”记录皇帝起居的情形
　　
　　朱常洛天生就是个命苦的人。命苦的人当上皇帝还是命苦，朱常洛在位仅29天，便因“红丸案”而暴毙。
　　
　　关于朱常洛的死因，一些史料的说法，是相当煽风点火的——
　　
　　文秉《先拨志始》说：“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说：“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二位学者的措辞诘屈聱牙，文意倒明白浅显：大凡上流社会，都热爱做些下流的事情。后世学人的记述，或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蝙蝠侠告诉我们的那句话：“权力有多大，性欲就有多大”。
　　
　　朱常洛多年的精神压抑，出头之日放松放松，影响气色，影响上班，完全可能，但真成了风流鬼，不是很有说服力。国家领导人此类的历史记录，根本就不是朱常洛创造的。毕沅《续通鉴》中有更精彩的记载：“帝（宋度宗赵?）自为皇帝，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馀人。”
　　
　　宫妃夜陪皇帝，次日早晨须到?门感谢皇帝宠幸之恩，主管太监详细记录下受幸日期，这天达30人。但是，没事——没死。所以，朱常洛真正的死因，不是操逼，应该属于医疗事故。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黑漆描金云龙纹药柜
　　
　　现在的医患纠纷太多，不足为怪。历史上重特大医患纠纷，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属于违规操作，一个属于非法行医，其中一个未遂，一个已遂。
　　
　　未遂的，在曹操曹丞相身上。曹丞相的工作压力太大，头如果不痛，那就不是纯天然的了。让医生来看一下，医生却要操把斧头劈他脑袋。幸亏曹丞相机灵，没有病急乱投医。一个外科手术尚未进入临床医学的时代，你就拿镰刀、斧头给人做脑部手术，你以为自己在北京301呀！所以，华佗的死，是死得活该。
　　
　　已遂的，便是可怜的朱常洛。皇上不舒服，李可灼给他吃药。这不是正规的药，而是地方电视台广告中的那种，虽然后人查出了它的配方，但事实上批准文号都没有。
　　
　　按理，这种临床试验都没有的新药，拿皇上来当小白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皇上的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制度，生病吃药更是烦琐。据《明史.职官志》记载，给皇帝看病，程序相当复杂：一要组成班子，院使、御医和内臣三方共责，相互监督；二要会诊，共同诊断；三要共同选药，联名封记药剂；四要共同监视煎药；五要共同尝药，御医、内臣先尝一份，剩下的一份再进皇上；六要脉剂方剂存档备查。但所谓的“红丸案”，居然绕过了这些程序，顺利得以实施，朱常洛也就真的死了。
　　
　　皇帝生个病，结果弄出这么大的问题，只能说明明朝的制度与制度的执行，都已出现的重大问题，而不仅仅是“废弛”的问题。
　　
　　▲明内府大御医龚廷贤《寿世保元》书影
　　
　　朱常洛不是农民工，死了给两万块钱安葬费就能了事的，李可灼必然很倒霉。李可灼固然可恨，但事故的处理明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明明只该罚款了事的，最后竟被送去劳教，谁叫他医死的人叫皇上呢？这一点，医患纠纷中的医生、护士挨点揍，也应该完全可以想通了。
　　
　　死亡，不是终结，往往是开端。朱常洛之死，让很多人看到了机遇。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死亡，而是一个非正常死亡。非正常，就可以做出非正常的文章。
　　
　　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朱由校，父亲在位仅29天因“红丸案”暴毙，经过“移宫案”的风波，被拥立继位。如同他父亲上台一样，东林党全力以赴，动作如同他老父的再版。
　　
　　朱由校，明熹宗（1605—1627），年号天启，在位七年，因嬉乐过度成病（一说曾落水，留下病根），于1627年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天启帝有三男二女，无一长成。终因无子，遗诏立五弟信王朱由检为皇帝，即后来的明思宗（崇祯帝）。
　　
　　▲明皇御影人物花钱
　　
　　关于朱由校，大概如此。但他却没出多少风头，在他执政期间，主流媒体、自媒体谈的全是他爹。不是大家对老领导感情浓厚，而是每一个话题，都能撬动一番人事，给官员的升迁营造出机遇。在这类反复无常的争论中，东林党完成了洗牌，壮大了组织。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决定进行新一轮的人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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