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　　元世祖忽必烈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但都遭到失败,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后,日本跟元朝都没有建立起官方稳固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商船还是经常到元朝把中国大陆的货物运回日本,这主要是因为元朝对外国贸易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但是文永之役以后,元朝采取了防范武装商人的措施,管理贸易的市舶司也时常有变迁,贸易统制日渐严厉,私人贸易被禁止,出入的内外船舶必须持有元朝发给的叫做公据的渡海证明书,按照货物数量进行课税。　　这些方针对日本船执行的特别严格,开了后来明朝实行的“勘合贸易”制度的先例。(勘合贸易制度:勘合是一种外国君主向明王朝朝贡的凭证,由明王朝礼部制定,上盖骑缝印信,一分为二,一半交给外国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后,规定外国君主遣使朝贡时,必须携带发给的半印勘合与留存明王朝的半印底簿比对朱墨字号是否相符。)　　从日本到元朝的贸易船有不少是以获得寺社营造费用为目的的,比如1325年入元的为了取得建长寺营造费用的建长寺船,1328年为了取得关东大佛营造费用的关东大佛船,1332年为了取得住吉神社营造费用的住吉社船,1341年为了取得天龙寺营造费用的天龙寺船等等。虽然他们形式上都是受到天皇朝廷敕许或者幕府派遣的,但实际都是贸易船。比如著名的天龙寺船,船长至本就保证不计盈亏,回国后向天龙寺缴纳现钱五千贯。幕府对这些为了筹备寺社建造费用的贸易船负担航行中的警备任务,防止海盗船掠夺。这些船入元的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庆元市舶司恢复以后的时期,官许船似乎是受到元朝给予的与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别待遇。庆元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市舶司”是唐朝开始设立的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和收取税款的官署。　　在元朝和日本的交往中,禅僧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一山一宁(中国台州人,普陀山高僧,1299年以元使身份赴日未归。去世后被花园天皇赐以“国师”封号),清拙正澄(福建连江人,临济宗高僧。1326年应北条高时邀请赴日,去世后谥为“大鉴禅师”),明极楚俊(浙江宁波人,临济宗高僧,1329年赴日。受到后醍醐天皇和北条高时的宠信,被赐“佛日惠焰禅师”称号),竺仙梵仙(明州象山人,1329随明极楚俊一同赴日。受光严上皇和足利尊氏的皈依)等中国名僧的来日,奠定了日本禅宗文化的兴盛。通过禅宗流入日本的中国贵族教养,后来则成为了东山文化的基础。　　元朝时期,袭击中国大陆的倭寇应当没有袭击高丽王朝的强烈,因为元代史料的残缺,难以知道当时倭寇的活动情况,不过根据《元史》里的部分记载和明初倭寇的猖狂行动,可见那时候倭寇也是比较活跃的。　　《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船至四明港要求贸易,因为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日本船图谋不轨,因而设立都元帅府以严海防。这是最初见到的元朝对日本船的防备态度,是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的“弘安之役”后第十一年的事情。随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于定海路设立千户所,防御倭船。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元朝官军不能抵抗。作为对应措施,元朝加强了庆元和台州等地的沿海军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元朝的日本商人的活动和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以后在朝鲜半岛大逞凶威的倭寇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庆元,也就是浙江宁波附近。因为那里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贸易为目的前往庆元,只是在贸易不顺时才进行掠夺。　　第二,倭船的攻击目标都是元朝官府。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为了对抗通商的不利条件,或者为了对抗元朝官吏的蛮横而发生的冲突,与从开始起就把攻击目标放在粮食和人口上的活动在朝鲜半岛的倭寇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从时间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动要比朝鲜半岛倭寇行动激化的1350年早得多,两者应该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日本商人在元朝庆元的活动,即使可以视为倭寇的一个先驱性形态,但并不等于狭义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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