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祈镇仅经过三天准备，随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北征，随即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祈镇，造成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一直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二十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买单”的人，竟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五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是就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

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也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却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是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而且，虽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确是从朱棣时代开始。

而朱祈镇的父亲朱瞻基，也同样要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了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1433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

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而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学不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曾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终是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

“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还是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

说到明英宗九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代素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十四年更被许多人看做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祈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祈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祈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却差得远。

朱祈镇即位时年仅九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五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祈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祈镇讲学，朱祈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祈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祈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但“贤良”的王振私下里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后，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祈镇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祈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祈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终心软，绕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今年，王振分外收敛。

而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做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并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并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三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

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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