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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99岁的袁庚在深圳蛇口去世。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给对这位逝者的介绍是：“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

袁庚，1917年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为东江纵队的一员走上抗日游击战场，也曾在解放战争中跟随部队转战于华东，当过高级情报员，也当过外交官，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履历，与“改革开放”和“深圳蛇口”这两个关键词紧密相连。

袁庚

“大不了回秦城去”

1978年10月，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也就在这一年，他向中央建议，在深圳宝安设立蛇口工业区，提出“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的方针，从此，他开始在大幕渐起的改革开放中鼎立潮头。

当时的蛇口是一个逃港风潮的前沿阵地。1978年1月至11月，宝安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广东省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在宝安县一地就堵截收容了逃港人员4.6万多人。曾接待过袁庚的蛇口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蛇口养耗场场长郑锦平，最多的一次曾经在七八公里的海岸线上发现了8具尸体。在他的养耗场内，300多人每天竟有30余人偷渡。“怪不得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了。”1978年12月，当郑锦平向袁庚诉说蛇口与香港的差距时，袁庚摆了摆手，没让郑继续说下去。

袁庚改变蛇口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显然是极其强烈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报告上报之后，他还没有等中央批复，就开始了工业区的前期准备工作，以至于对他“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的告状信一直都没有断过。

袁庚这种大胆的作风，当年给身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当年袁庚在香港调研时，在报纸的分栏广告里看见“风月片”的广告，马上找到后任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的梁鸿坤，要梁鸿坤带他去看，看了一半，觉得没意思，遂出。这事把梁鸿坤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回忆起来，才觉得自己受到教育。“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在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过程中，袁庚秉承的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一开始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车到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

这种作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袁庚急了，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直接送到胡耀邦的案头，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就恢复了定额超产奖。随后的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创业初期，袁庚和他的大将们遭遇的艰难可想而知。1981年底，在招商局发展部的年度总结汇报中，对外招商引资的数目为零，袁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没有人来投资，工厂办不了，追究下来，我会负总责的。大不了，了不得，回到秦城去。”

“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原蛇口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周为民，至今记得在一次企业管理培训班课上，袁庚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但是，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舆论。

“父亲那时其实是在与他的同代人斗争。”袁庚之子袁中印说，当时全国声讨深圳，连袁庚的许多东纵老战友都严厉指责他。

因为袁庚的种种举措在当时显得确实太过“惊世骇俗”，比如，他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句口号，便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据袁庚的多年老友、南山区前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两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几万元的存款利息。但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所有资产加起来才1.3亿元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当时才有2条船。28年后，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无道理。”

由此，1981年3月，在一次工业区干部会议上，袁庚第一次宣读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口号当时有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顿时，这句口号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以至于，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后来曾多次在蛇口工业区竖起，又被拆下。袁庚后来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直到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围绕着它的争论才渐渐平息下去。

类似的争议还有一件很典型，那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事件——当时在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上，有专家认为，个别前往深圳的人，来此地的目的不纯，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在场蛇口青年则认为，淘金者赚钱，未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且淘金者客观上也为蛇口的建设出了力。

这场争论后来被以《“蛇口座谈会”始末》为题，整理报送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整理者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对此，袁庚引用了伏尔泰的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向前走，别回头”

事实证明袁庚是说到做到的。当时，《蛇口通讯》登载了一篇周为民的文章，直接向袁庚本人开炮，“就批评他工业区原来开发发展起来了，现在进入管理阶段，你管理得一塌糊涂，这个责任你要负。第一炮就是向袁庚开的，总编辑觉得这是向袁庚开的，他向袁庚请示，到了袁庚那里，袁庚不在，他就把稿子放到袁庚的家里，后来袁庚把稿子看了，他做了批示，说这个稿子一个字都不改，照登。”陈禹生回忆道。

袁庚在蛇口工业区的民主作风令身边人至今印象深刻。那时，蛇口工业区推行领导班子的民主评议制度，并在1983、1986年进行管理委员会的民主选举。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

曾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的余昌民当时便参与筹备，构思细节。他回忆道，当时袁庚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搞选举的意思，就是不能让某位京官或者某个公子到蛇口作威作福。”

袁庚还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冒一点风险。”

陈禹生回忆道，因为对干部权力控制得很好，当时基本没有腐败行为，甚至没有刑事案件。“工人们停自行车时不用上锁，也不会被盗，骑车的时候撞车了，两人都说声对不起，也不会打架。”陈禹生说。

1992年，75岁的袁庚退休，此时的蛇口，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堪比“亚洲四小龙”的5000美元。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袁庚的很多探索并没有延续下来。袁庚走后，蛇口的先锋色彩逐渐褪去，2004年，蛇口开发区被撤销。

“都说好的制度可以把虫变成龙，坏的制度可以把龙变成虫。我很感谢袁董老人家，我们这一批被感召过来蛇口的人，是用黄金堆出来的。我们是招商局付了巨大的学费把我们培养起来的，也是这个社会给我们造就了很好的环境。”蛇口工业区发展研究室原副主任过永鲁的看法，代表了那一代跟随者袁庚打拼的蛇口人的心声。

“大家怀念袁老在的那个年代，那个氛围。”周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天我们称颂袁庚、悼念袁庚、纪念袁庚，是因为当今中国太需要袁庚了！”1月31日，当袁庚逝世消息传出后，原中国体改所副所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在第一时间发表评论。

不过，对于众人的肯定，晚年的袁庚却很淡漠自己改革拓荒的历史功绩，“天天提思想解放,我看你们的思想并不解放,一说什么成果就提到袁庚的名字,把功劳都归到一个人身上,这是不客观的。”他说。

袁庚真正念念在心的是什么？可能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幕场景里——2014年4月，有媒体采访袁庚结束离开时，袁庚特别嘱托了一句：“向前走，别回头”。

（综合《深圳晚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中国经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时报》《袁庚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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