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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风向陡转。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2月29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修缮北京老城楼风向陡转变拆除》

“开放小区拆围墙”持续引发热议，而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墙的留与拆也曾引发过激烈争论。当年参与维修和拆除北京城墙的孔庆普2014年底出版《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一书记载这一过程，披露了一些历史细节。

北京城楼由修转拆

1950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孔庆普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他把城门损坏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里又汇报给中央。他回忆，当时周恩来批了，给北京市拨款修缮城门城楼。

于是，孔庆普就带着建设局原有的100多个工匠，又从私人营造社里招募了300多人，开始修城楼。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楼。到1952年，中央的修缮专款里还有余钱，他们就报了“1952年修缮计划”，结果没批，“说不让再修了”。

这之后，风向陡转。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城墙开豁口是现实所迫

对古都情有独钟的建筑专家梁思成不同意对北京城墙进行任何形式的拆除。1951年2月，他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但这个方案并不被看好，人们认为，建一座新城比旧城改造花费太多，不值。而且有人提出，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呢，战争不能松懈，现在不是和平时期，政府部门集中，一毁了不是全毁了吗？所以要把各部委都分散在中央政府周围，不要太远了。而老城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就得先开城墙豁口。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但城里近40万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后来陈占祥也改变了主张，说“北京城我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考虑万一美国空袭，几十万人的疏散问题。所以，1950年10月1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6个城墙豁口。

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样一弄，老百姓就有意见，都给《北京日报》写信，有的转到市政府。市民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4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到1958年城墙基本拆光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1957年，“反右”开始了。梁思成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出任全国及北京市人大、政协多个职务，他还想为保卫北京城墙一搏。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但很快，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了。在孔庆普的记忆里，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领导发了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到1958年，北京的城墙就基本拆光了。（摘编自《新京报》《北京纪事》《春华秋实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10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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