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陈三平著，杨富学、刘锦译
2010-05-09 10:40:09 阅读 73 次
原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达力扎布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284～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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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祆教在中世纪藉由中亚移民而传入中国。至于汉人有无信徒，史无明载，最近有人依据不同资料论证唐代有汉人皈依这一宗教。只是其立论依据大都似是而非，不具说服力。其实，在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人名中，不少即显然与拜火教有关，如?头子、郑阿头、阿头六子、赵阿头六、阿朵、孔阿朵等。其中，“?头子”的“头”实为“阿头”、“阿头六”之简写，异写形式为“阿朵”，所有这类名字享有同一个词源tar，为伊朗之火神。上古时期阿塞拜疆曾建阿特洛帕提尼王国（Atropatene），即得名于阿特洛帕特斯（Atropates），意为“tar所护佑的”。这一传统也传到了敦煌、吐鲁番地区，遂有当地汉人依伊朗火神tar来命名，以求得到tar神的护佑。此类与火祆神有关的汉文人名的存在，堪当祆教在中国西北有本土信徒的铁证。
[关键字] 敦煌；吐鲁番；祆教；人名
From Azerbaijian to Dunhuang - A Zoroastrianism Note
by
Sanping CHEN, trans. by Fuxue YANG & Jin LIU
[Abstract] Zoroastrianism i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ancient time by Central Asian immigrants. As for Chinese believers, there is no apparent historical recor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terials, recent authors proved that Chinese had Zoroastrian belief in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evidence cited by them can all be regarded as third-party observations. In fact, theophoric names found in Dunhang and Turpan documents are obviously related to Zoroastrianism, for instance, Fan Touzi, Zheng Atou, Atouliuzi, Zhao Atouliu, Aduo, Kong Aduo ,etc. The fact that tou as in the name Fan Touzi is Atou , an abbreviated form of Atouliu. Aduo is another form of tou. All of these names share the same etymology tar, the Zoroastrian fire god. Azerbaijan, which is considered a corruption of Atropatene, named after Atropates, refers to “protected by tar”. And this naming tradition is spread to Dunhuang and Turpan area. Therefore, local Chinese named after tar in order to get the protection from tar.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theophoric names pertaining to tar is the first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Zoroastrian faith had a native following in medieval northwestern China.
[Key words] Dunhang; Turpan; Zoroastrianism; Name
关于祆教，已故中国学者陈垣曾做过富有开拓性的研究，认为祆教在中世纪中国是一种主要由中亚移民所尊崇的外来宗教[①]。这一观点长期为人们所接受，但在最近却受到几位学者的挑战[②]。尽管如此，陈氏立论的一个核心依据仍未动摇，即截止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篇用汉语文书写的祆教经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尼教却有汉文经典保存下来，甚至景教也有汉语经典留存，在西安还发现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经仔细观察发现，最近对陈垣观点提出质疑的学者，其所引用的论据大都似是而非，且其论据经常单纯建立在对“祆”字的字面上。通常来说，“祆”代表的是祆教之“天神”，即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例如，林梅村根据一方唐代墓志中的出现有“祆”字，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唐朝时期中国东南部盛行的起义是由祆教徒所领导的[③]。笔者认为，这里出现的“祆”字庶几可以确定是官府文告中普遍使用的“妖”字的变体。通过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该碑文中的“祆”字正是唐朝法律在处理林梅村所述的那场人民起义中所用的“妖”字[④]，关于这个与祆教无任何关联的变体字的其他证明是非常多的[⑤]。至此，林梅村的所有论证都被推翻了。此外，众所周知的是，汉文史籍所记载的祆教信仰，不久就与摩尼教相混淆了。更有趣的是，祆教中的“外来天神”后来却被中国妓女奉为他们职业上的“保护神”[⑥]。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敦煌写本P. 2569，也被视作反对陈垣观点的重要证据。最近有位学者把敦煌写本P. 2569看作是《火祆咒文》，显然意在努力填补火祆教缺少汉译经典的空白[⑦]。事实上，该文献原题作《驱傩儿郎伟》，只不过是在敦煌驱傩活动中祆教傩队唱的一首傩歌而已[⑧]。驱傩来自中国民间传统，是一种古老的祛邪习俗。在这份傩歌中，所有人物，不论是现实社会的人（如敦煌太守、太夫人）还是空灵世界的神（如三危圣者、蓬莱七贤、南山四皓、城隍），都是纯中国传统而非佛教的，其中所提到的“今夜驱傩仪队仗，部领安城火祆”，即祆教驱傩仪队仗来自安城，这是确认其为“祆教徒”的唯一标志。中亚文明曾给唐朝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尤其在音乐和表演艺术上更是如此，无疑会对民间节日也产生影响[⑨]。文献中的安城，即“安”之城，指的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布哈拉（Bukhara）。考虑到大唐帝国的国际性及异国时尚在平民中的流行，安城这一地名的出现，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祆教驱傩队是由从布哈拉移民到中国的群体组成的[⑩]。因此，把上述驱傩文视作本土中国人有祆教信仰的证据似乎有些牵强。事实上，《新唐书》记载了一户从中亚移民过来的安姓家族，从北周至隋朝期间一直担任萨宝[11]。在中国记载中，萨宝一直被认为是祆教的一种宗教职位。此外，近来学者所引录的其他证据也趋于表明，祆教是当时人们常见的有吸引力的异国信仰。总之，尽管近期不乏新的研究，但现有资料均不能提供明确而直接有力的证据，不足以驳倒陈垣的观点。
含有“神”意的汉族人名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从苏美尔人开始的”，与之同时，还有一种中华文明“外来起源”（或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文化促进）的推测，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近东地区。尽管缺少证据，但这种思想一直存在。例如，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现代权威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径直把中国所谓的“气”连同古印度所谓的prana（气息、呼吸、生气），全部归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2]。
正如笔者最近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一个可反驳中华文明起源“近东假说”的简单事实却始终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3] 概言之，自古以来，中国人之命名一般与“神”无关（只有少数例外），而美索不达米亚及受其培育或影响的其他所有近东文化，包括苏美尔文化、埃及文化、闪米特文化（阿卡迪、亚述、腓尼基、阿拉姆、希伯来、阿拉伯，等等）和印欧文化（赫提、希腊、印度-伊朗等）则恰恰与之相反。上述这些近东文化在个人命名方面都与“神”密切相关。事实上，古时的名字，如约翰、约书亚、西奥多等，在今天的西方命名法中仍有影响力。若就命名习惯而言，近东文化与中华文明可以说是方枘圆凿，不相契合。中国与其他世界古文明的这种显著差别无疑当与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没有浓厚的宗教传统有关。
与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相一致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也应是中古时期传入中国的。清代学者赵翼最早注意到这一点。[14] 笔者曾对此做过概述，并统计了含有“神”意的中国人名字。这里简要地重复与本篇文章有关的以下几点：
1、近东发现的含“神”意人名有如下几种重要类型，即含动词的名称、含名词的名称、单字、属格结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只是含动词（天赐、天佑等）和属格结构（神的礼物、神的儿子等）的人名，其后都跟某个词。含有“神”意的汉人名字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2、以“奴或仆”为名是尤其普遍的，很明显是受伊朗人（特别是粟特人）影响的直接产物，例如：天奴、神奴、佛奴、僧奴、三奴。最末依名中出现的“三”，为“三宝”（Triratna）之简，表示“佛教三位一体”之义。
3、“神给予的”或“天赐予的”这种明确而详细的形式，现已证实相当于巴利语或梵文中的-datla、波斯语的-data和希腊语的-doros，唐朝建立者李渊之祖爷爷名李天赐，堪为明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普遍采取的形式是“神之子”，如：佛儿（佛的儿子）、佛女（佛的女儿）、法子（达磨的儿子）、神子（神的儿子）等。此外还有以三宝（Triratna）为名者。
4、受汉人名字长短的制约。通常，名字最多包含两个汉字，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取神?之名而不另加他字，诚如赵翼所言列举的那些。于是乎便出现了诸如浮图、菩萨、金刚、罗汉之类的人名。[15]
“火崇拜”人名一例
在敦煌文献P. 3559 + P. 2657 + P. 3018 + P. 2803《唐天宝十载（750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中，记录了很多人名，于1936年整理出版后，[16] 并且成为许多学者广泛研究的主题。在该文书之107行出现有“?头子”一名。“头子”作为人名是中国传统命名中堪为有趣的现象。
其一，笔者认为姓?者虽不多，但的确是汉姓，西汉已屡见于史乘[17]。这个姓氏在敦煌地区常见，至少有七个姓?的人士作为供养人出现于敦煌石窟中[18]。该姓与所谓的“昭武九姓”，以及其它原中亚氏族名没有什么关联。《敦煌?氏家传残卷》在莫高窟藏经洞也有留存[19]。该家谱内容丰富，记载周详，没有造伪成分。其二，“头子”作为“首领”意，出现很晚[20]，在西汉时代是没有的。该名绝无否定或贬低成分，在那个时代以此为名，算不得糟糕的选择。这种起名法并非特例，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16号墓出土的《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中[21]，就有“佛弟张头子”之载。在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高昌侍郎头子等官吏叠通名籍》中，出现有“侍郎头子”之谓。[22] 因此，笔者认为，“头子”之称很有可能是中国最新引进的含“神”意名字之一，采用的是“头的儿子”这种形式。那么，下面就需讨论“头”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神？
笔者认为“头”有可能是“阿头六”的简写形式，来源于伊朗的ātar，意为“火”，指的是伊朗或祆教的火神。
首先，名字为“头子”的“头”是“阿头六”的简写形式，藉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得下列人名可得到证明：阿头六子、赵阿头六、匡头六子、员头六子、郭阿头六、李头六子、张头六儿、曹头六、王头六儿、王头六子、隗头六奴，等等[23]。这些名字均可解释为“[阿]头六的儿子”、“[阿]头六的奴仆”或仅仅为“阿头六”，这种起名法可追溯至6世纪末至7世纪初。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在古代伊朗，与ātar/tar有关的名字应用广泛，很可能与拜火教信仰的流行有关，从中反映除古代印度-伊朗人甚至印度-欧洲人对火的崇拜。作为一个早期的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记载的阿基米德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曾被一名叫阿特拉达特斯（Atradates）的牧羊人抚养长大。而这位牧羊人的名字意为“tar（阿塔尔）的礼物”，也可以译为“阿塔尔之子”。除此之外，在古代伊朗按照“阿塔尔的奴仆”之形式命名者也可得到证实。贾斯蒂（Ferdinand Justi）率先将古代伊朗的一些与tar有关的名字收录在他的《伊朗名字之书（Iranisches Namenbuch）》里。菲利浦?吉纽（Phillipe Gignoux）在他所编萨珊时期中古波斯人名汇编中则收录了更多此类人名，尤其是复合形式的人名[24]。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最显著的例子可能是“阿塞拜疆”这个名字。阿塞拜疆（Azerbaijan）在上古时期曾建阿特洛帕提尼王国（Atropatene）。阿特洛帕提尼得名于阿特洛帕特斯（Atropates），意为“tar所护佑的”[25]。亚措帕特斯是亚历山大时期的一位总督，长期掌管阿塞拜疆地区。
第三，语音学的证据。根据高本汉（Bernhad Karlgren）的观点，在中古，阿头六的拟音为-d’eu-liuk[26]，与“罗”字很像，在古代中国，“六”字在标注外来语词汇时一般音转为l/r。蒲立本分析指出，这其实是一个当时汉语标音外国名字时常用之法[27]。对另一个关键的“头”字，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也采用了与高本汉一致的拟音d’eu[28]。因为唐五代时期大致相当于伊朗萨珊王朝中后期，此期间伊朗流行的语言是波罗钵语或中古波斯语，ātar被写作’twr。巴斯洛美（Christian Batholomae）[29] 和贝利（Harold Bailey）[30] 都写作ātur，恰与头（d’eu）的元音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到萨珊王朝时期，中古波斯语中元音之间的清辅音大部分已浊化。因此，许多学者都选择更精确的音标??ādur。总之，在语音学上，伊朗目前拥有的资料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理，即“阿头六”是中古波斯语ātar的音译。
最后，以上所引用的汉语名称学资料明确地表明，“阿头六”反映了“神的奴仆”和“神的礼物或儿子”这一人名的神权意义。在印度教或佛教之神、圣徒、圣人、宗教人物或概念中没有一个名字能在语音上与这种形式相接近。因此，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伊朗的火神tar了。
在吐鲁番早期文书之外，在敦煌也发现有“阿头[六]”这种形式，如《天宝六载（747年）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P. 2592 + P. 3354 + 罗振玉旧藏 + S. 3907）A件第29行出现有“郑阿头”一名[31]。其中的“郑”是一个标准的汉姓，在同一文献中又被写作“郑头”，可以肯定的是，“头”是“阿头[六]”的简写形式。
在后期的敦煌文献中，笔者注意到有不少人名唤“阿朵”，如P. 3391《丁酉年正月社司转帖（稿）》及P. 4063《丙寅年四月十六日官健转帖》即有“阿朵”一名。在P. 3707《戊午年四月廿四日亲情社转帖》有“孔阿朵”。据高本汉的拟音，阿朵应为atu。敦煌文献中还出现有“阿朵子”，即为阿朵的儿子。笔者认为这可能是ātar的另一种写法。如果此说不误，则可为拜火传统在敦煌消失下限之确定提供有益的参考。正如最近研究所证实的那样，拜火传统一直流传至唐朝灭亡以后，最晚可追溯至北宋开宝年间（966~970年）。
最后，需对拜火教神职人员萨宝略作考证。自从伯希和于1903年发表文章，提出至少四种不同的理论建议后，这个原始的伊朗官职称谓便一直引人关注，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32]。笔者注意到，“萨宝”被译成“萨薄”或“萨簿”，可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33]。另外，在吐鲁番文书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与“火神”有关的汉族人名。在高昌王国官职中出现萨宝，证实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这个中国边陲城邦中，应存在着拜火教信仰[34]。除此之外，在斯文赫定收集的汉-于阗双语文献中，出现有异写“萨波”，而于阗语的对应写法为spata。在于阗语中，spata意为“军官”。[35]
结 论
据姓氏判断，可见于敦煌汉文写本的人名，如果只出现“阿朵”（tar）”，此人可看作是伊朗人。其他大多数姓氏如张、赵、王、李、?、郑等，几乎与中亚人没有一点关联。这个事实，加上中国西北及其他地方的人大量使用与佛教诸神相关的名字，可得出结论，伊朗祆教正如佛教一样，在中国百姓中也有信徒。据弗莱依（Richard N. Frye）所说[36]，祆教拜火传统可能持续到宋代初期，而此时中亚的祆教很可能早已销声匿迹。拜火教与火崇拜关系密切，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史籍都有基本一致的记载[37]。与火祆神tar有关汉文人名的存在，堪称力证祆教在中古中国西北有本土信徒的第一手直接证据。
本文译自《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47卷2期，2003年，第183~197页。注释文字有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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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三平，浙江绍兴人，供职于加拿大统计局，主要从事汉语音韵训诂学和伊朗学、突厥学研究。
译者简介：杨富学（1965-），河南邓州市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学与回鹘历史文化研究；刘锦（1984- ），江西于都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笔者感谢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tudes）宗教科学部菲利普?吉纽（Philipe Gignoux）教授对本文的慷慨帮助。
[①]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132页。
[②] 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辨》，《文史》第 30辑，1988年，第101~107页；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40~142页。
[③] 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40~142页。
[④]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18， 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5页。
[⑤] 《晋书》卷106，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2773页；《梁书》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07页；《陈书》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0页，等等。
[⑥] 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 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405页。
[⑦] 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辨》，《文史》第30辑，1988年，第101~107页。
[⑧] 关于这种古老传统，可参见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83~505页和李正宇《敦煌傩散论》，《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1~122页。
[⑨]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⑩] 《新唐书》卷221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4页。又见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内蒙古的粟特聚落（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通报（T’oung Pao）》第41期，1952年，第320页。
[11] 《新唐书》卷75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45~3446页。最早对萨宝的讨论，见伯希和（Paul Pelliot）《萨宝（Le Sa-pao）》，《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le Francaise d’tréme-orient）》第3期，1903年，第665~671页。此后关于祆教萨宝的讨论逐步增多。
[12] 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3卷，剑桥，1959年。
[13] 陈三平：《天子与神子: 古亚洲文化中神圣王权与含神意人名的互动（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3辑，第12卷，2002年，第289~325页。
[14]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42《命名奇诡》，台北: 世界书局，1965年。
[15] 前揭陈三平：《天子与神子: 古亚洲文化在神圣王权与有神字义名字的互动》，第289~325页。
[16] 陶希圣编 ：《唐户籍簿丛辑》，《食货》第4-5期合刊（特辑），1936年，第1~38页。
[17] 如?胜之，汉成帝（前32~前7年）的一名官员，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家。他的著作见《中国丛书总录》第2卷，第777页。自东汉至晋，其他?姓见《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第242页。
[18]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9页（姓名索引）。所有皆是平常汉人名字。
[19] 敦煌写本S. 1889。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4~108页。
[20] 见郭竹风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
[21]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50页。
[22]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46页。
[23]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18、333、334、33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26、31、48、107、119、158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2、159、188页。
[24] 吉纽（Phillipe Gignoux）：《萨珊时期中古波斯人名汇编（Noms propres sassanides en moyen-perse épigraphique）》，《伊朗人名全书（Iranisches Personennamenbuch）》第2卷，维也纳，1986年。
[25] 弗莱依（Richard N. Frye）：《伊朗古代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慕尼黑，1983年，第143、163页。
[26]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第29号），1957年，第50页。
[27] 前揭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聚落》，第317~356页。
[28]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 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164页（定母）、166页（侯韵）。
[29] 巴斯洛美（Christian Bartholomae）：《古代伊朗语词典（Altiranisches Wterbuch）》，柏林，1961年，第316页。
[30] 贝利（Harold W. Bailey）：《于阗语文献集（Khotanese Texts）》第4卷，剑桥，1961年，第11页注2。
[3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第163页。
[32] 伯希和认为“萨宝”来自伊朗语sb，意为“老人”。劳费尔则认为应是“总督”之意，见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中国伊朗篇（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n Ancient Iran）》，芝加哥，1919年，第529页。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则认为“萨宝”应来自伊朗语srthavha，意为“商队领导”，见柳存仁《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Traces of Zoroastrian and Manichaean activities in pre-T’ang China）》，（《和风堂文集（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莱顿，1976年，第15页。而贝利（Harold W. Bailey）则将之与Krorayina cojhbo与联系在一起。见贝利：《伊朗印度篇（Irano-Indica）》（二），《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BSOAS）》第13期，1949-51年，第121~139页。
[33]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45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111页。
[34] 高昌王国从政府组织、官员到普通民众，其信仰与民俗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或许是近几十年来在吐鲁番地区考古领域最重大的发现。见十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及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年第4期。
[35] 贝利：《于阗语文献集》第4卷，第178页；《于阗塞语词典（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剑桥，1979年，第 436页。
[36] 弗莱依（Richard N. Frye）：《东伊朗祆教的命运（The fate of Zoroastrians in Eastern Iran）》，载Rika Gyselen编：《宗教的十字路口：吉纽纪念集（Au Carrefour des religions. Mélanges offers à Philippe Gignoux）》，1995年，第67~72页。
[37] 波伊斯（Mary Boyce）：《论祆教的圣火（On the Sacred Fires of the Zoroastrians）》，《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BSOAS）》第31卷，1968年，第5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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