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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他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02期，作者：钱之俊，原题为：《陈寅恪最后20年的写作心路》，本文系节选

1949年，对留在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来说，遇到了学术与创作生涯的一个拐点，尤其对那些正处于学术与创作生命高峰或上升期的人，无疑被踩了“刹车”。撰述停止，忙于应付各类学习和运动。在这些人当中，远离北方政治中心、居于岭南一隅的一位名震学界的学者，却是个例外。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以其高贵的人格，不羁的秉性，“孤清、倔傲”，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治学，艰难著述，为后世中国知识界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精神遗产——他，便是陈寅恪。

从1949年到1966年，陈寅恪在运动不断、时被批判的环境中，不改研究方法与思想，撰述不止，竟然到达了自己又一个学术高峰。学者陆键东说：“若以1949年为界划定陈寅恪晚年治学生涯，则从该年到1966年这17年间，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著述，从未间断。”他梳理了陈寅恪从1949年至1969年最后20年著述情况：1949年陈寅恪年届60岁，在这一时期前后，陈寅恪陆续修订并发表其最新的著述《长恨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及《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等，一年后汇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凡16万字。从1949年至1969年，陈寅恪新撰论文达17篇，共十数万字。从1953年至1964年11年间，陈寅恪写下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总字数达90万言。这百多万文字是在15年间完成的，几达陈寅恪一生著述的一半。60岁以后的陈寅恪，迎来了他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辉煌。（《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而陈寅恪是在什么环境与条件下著书立说的呢？为什么是陈寅恪而不是其他人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健康状况：著书立说的最大障碍】

在解放后到“文革”前，从外部环境看，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陈寅恪一直是受到官方部分高层的尊重与保护的，生活上尤其受到优待。他的一举一动一度被作为“陈府动态”上报广东省委。著书立说基本不受官方干扰，这一点，很少有知识分子能享受到。这显然与陈寅恪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分不开。

对晚年陈寅恪来说，著书立说最大的障碍也许来自他的身体。陈寅恪自言从少年起即“体孱多病”，成年之后依旧如故。最致命的是，双眼先后过早失明，给他的学术生涯造成极大创伤。数年间，乱世奔波，他无暇根治眼疾，一度贻误时机。1937年，右眼视网膜脱落，因北平沦陷，急于离京，免遭日军逼迫，遂放弃手术治疗，致右眼失明。1944年，左眼视网膜严重剥离，手术未获成功；第二年，不幸失明。这期间，他的情绪极其低落。是年作诗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眼疾叹》）双眼失明，著书立说的艰难可想而知。后经夫人唐?和亲友的多方劝导，始重新振作，尝试用耳代目、以口代手的方式备课、写作，艰难地继续工作。

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中山大学）时，经检查，他血压偏高，双目只能在明亮处隐约分辨影像的轮廓，其他尚属健康。50年代中期前，在助手的协助下，他的写作、授课如常，并无大的问题。经历1957年后，著述停滞，身体渐差，患有神经衰弱、肠胃、心脏等病，消化功能也不好，偏食，每餐吃得少，靠散步帮助消化，写作“进入了艰苦的跋涉阶段。著述已开始失去了快乐，而成为毅力与意志的考验”。“1957年后的陈寅恪，其著述坚忍矣、凄苦矣、无尽矣。”（《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即使如此，直到1958年7月，他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坚决不再上课，原因是实在愤怒于大字报的谩骂与攻击。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96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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