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

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

传言的由来

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种植、贩卖鸦片的说法，最早在抗战期间就已出现。当时日伪为包装其“禁毒成绩”，经常组织人员上演“共党贩毒”的闹剧，随后在其御用汉奸媒体上刊登某地“查封鸦片X两，活捉共党X人”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在抗战的多数时间内，并未引起当时舆论和后世学术界的太多注意。

此外，最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老干部”、“老红军”、“我爷爷”、“我太爷爷”、“我二大爷”之类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各地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言”。但这些“证言”几乎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信息，也几乎没有可以予以佐证的其他客观证据，所以此类“证言”对于有意考证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采信的。以下几个“版本”的说法，真正让“八路军大规模种卖鸦片”之说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首先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记》。在该书中，弗拉基米洛夫说他不但在30年代就亲眼见到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收获鸦片，而且中共和八路军种、贩鸦片还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口承认。由于弗拉基米洛夫的特殊身份，这本《延安日记》出版后立刻引发境外学术界的轰动。

第二个说法来自《谢觉哉日记》。在他1944年的日记中，有几天这样写道：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

“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3.14)

细心的读者都注意到这几段日记中都提到了一个叫“特货”的词语，据说这个“特货”就是鸦片。

第三个说法，来自于据说是1945年7月八路军公布实行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这份文件如今在网上随处可见，因此文件在此从略。

第四个说法来自于某位大陆“著名学者”的考证：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死于烧制鸦片过程。这一说法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

鸦片不只是毒品

笔者先不急于分析上述这些说法，因为了解鸦片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鸦片的终端售价相当高，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在金融体系混乱的旧中国，鸦片就与黄金、银洋、英镑美元一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硬通货，被并称为“黄、白、黑、绿”。考虑到数量规模和检验难易的问题，鸦片就这样力压最贵重的黄金、银洋和外币，成为抗战前中国性价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货。

另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旧中国，药品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资。有时军医需要做手术，却经常发现除了烟土外没有任何麻醉品。此时具备一定麻醉、止泻作用的鸦片，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

虽然鸦片由境外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到了抗战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人大多数都是在书本上了解鸦片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今天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对熬鸦片时产生的特殊气味有印象。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

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孱弱的基层控制和数据统计能力，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之前，晋陕地区是中国毒祸蔓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陕西已经到了烟馆无村不有、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 以上，罂粟种植业和鸦片制造业成为陕西仅有的几个兴盛产业。

鸦片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影响，完全超过普通人对于一般毒品的想象。如果用今天我们对于毒品的认知来生搬硬套抗战时期的鸦片问题，自然就不容易了解到鸦片问题的实质。

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硬通货地位

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真正在控制区全力禁毒的政治力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这一原来有着上百年鸦片种植、贩卖历史的重灾区之后，共产党在边区立刻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用极短时间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这一点目前在学界基本取得共识。

有人会问：“既然你共产党能够做到辖区禁吸，那为啥不顺手把鸦片也一道禁种了?”共产党确实动过在辖区内全面禁种鸦片的脑筋而且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与当时各路军阀大肆种烟卖烟形成鲜明对比)，但历史证明这一想法在当时毕竟还是图样。铲除罂粟之后的土地需要多年恢复才能重新转产粮食，所以禁烟往往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烟农和鸦片加工工人的口粮如何解决?

从全国经济角度看，即便处于战争状态，除非有类似于台湾海峡之类的天堑，本国国内的物资流通可以被限制封锁，但很难被切断。在陕甘宁边区禁毒运动展开后，偷运鸦片入边区的情况反而迅速增长。因为一个地方禁止鸦片的生产、限制鸦片的消费，往往会导致鸦片价格上涨，这只会刺激其他省份的鸦片种植，甚至还会导致本地金银外流。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政权才是鸦片彻底禁绝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历史上，特别是在1941年边区根据地陷入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确实存在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偷种偷贩鸦片的情况，边区政府也在其能力范围内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至于在辖区范围内大规模种植鸦片一说，我难以想象在40年代初全国遭遇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会大规模种植罂粟而不是垦荒种粮，毕竟烟土不能当饭吃，而通过黑市等渠道从敌占区买来的粮食，相对于边区人口也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缺乏其它足够的金银硬通货，八路军确实掌握有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烟土，用来平衡边区进出口的赤字。即便是党史，以及领导人回忆录中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当年的特殊国情，既然暂时没办法夺取全国政权，那共产党能做的只有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的全国硬通货地位。

八路大规模种鸦片?选择性的污蔑

在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开始系统地分析分析“八路军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这个说法的几个来历的靠谱程度。

首先说说《延安日记》。虽然这本书是在中苏决裂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该书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来也承认，这部《延安日记》是一部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编撰的作品，但笔者也不敢就此完全否认《延安日记》所说的史料就一定都是假的，就是完全不可信的。

在延安当时的环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难写出竭力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日记”，但这部“日记”最大的Bug在于日记内容与史实的矛盾实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陕北向毛泽东直接质问鸦片问题，邓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记的日期为1942年8月2日，但此时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他应该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陕北。另外，像359旅在大生产运动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湾收获鸦片、鸦片加工总厂设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湖南茶陵……之类的错误，那就更多。

总而言之，《延安日记》中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严重矛盾之处实在太多，结合这部著作出版的历史背景，该作品的原始史料地位就非常值得质疑了。

其次是《谢觉哉日记》中关于特货的说法。碰巧笔者手头有一套1982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谢觉哉日记》，网络上日记关于“特货”的记载的确属实，因此笔者对这几段日记进行一下上下文分析。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这两天的日记均是在描述谢觉哉本人对于边区经济问题的看法，两天的日记全段提到“特货”与“黑白二物”仅有这这几段话。虽然对于“特货”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学界尚未有一致定论(有说“特货”指代当地特产盐)，但即便我们假设“特货”与“黑白二物”中的“黑物”都指代鸦片，那也只能如我上文所说，证明鸦片的作用是作为硬通货用来平衡边区财政赤字，无法证明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鸦片的行为;而3月12日的日记则可以理解为是座谈会参会人士对于硬通货与货币关系的一种忧虑。

至于1944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的：“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这段日记主要说的是领导的方式问题。在1943年，边区曾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但这一问题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到了否决。日记中提到的“特货内销”一事理应就是1943年“特货内销”问题的讨论。结合该段日记的主旨内容，3月14日的日记自然就不能用来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据。

此外，《谢觉哉日记》多次、多天都明文提到禁毒问题，但这些记载却被一些学者给选择性无视了。笔者现摘录一段：

1943年6月6日

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然查还有少数末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

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

接下来说说《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淮太西县指淮阳、太康、西华三县，虽然现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办法”确实存在，但淮、太、西县处于日占区包围之中，难以想象大发鸦片财的日军会坐视这么一个商业兼军事竞争对手的存在;而且这个“办法”中，没有一处提到公营机构种植问题，那就自然无法证实种鸦片养军是共产党的主要经济政策。

最关键的是，淮、太、西县原为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防区，1944年末，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中共敌后武装才得以建立了这个根据地。考虑到铲除鸦片种植的滞后性，如果该文告确实存在，那这份《办法》与其说是八路军制毒贩毒的证据，还不如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种植、贩运鸦片的侧面写照。

至于“张思德死于烧制鸦片过程中窑洞坍塌”这一说法，我们暂且不论八路居然会窘迫到1944年还在用中央警卫团炼鸦片的可能性，但这一说法最大的漏洞在于烧鸦片与烧炭不同，烧炭不必一直有人照看，但炼制鸦片必须一直有人看管。以窑洞的通风条件，照看煮鸦片的铁定会被毒死，也不必等到窑洞塌下来的那一刻了。

最后的“民国鸦片”

说了那么多，最后想说一下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是如何禁毒的。

在一些传统鸦片产区，党政工作人员会将鸦片地铲平，随后收缴销毁毒品，同时给农民发一些口粮，一段时间后改种粮食。吸食或注射毒品者要进行登记，根据烟瘾大小、年龄大小，限期戒绝;其次，工作人员也将戒毒与生产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将那些原本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瘾君子”卷入工业与农业生产大潮，使他们知道自己是社会一分子，以激发他们的戒毒决心。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虽然都有毒瘾较重者死于毒瘾发作的记载，但绝大多数烟瘾患者在接受戒断治疗以及生产劳动后纷纷脱胎换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驰名世界的毒品产地金三角，最早的源头之一就是被打出云南国境的国民党李弥等部。在流落缅甸、泰国边境成为落草流寇之后，种植罂粟成为了李弥部的“主营业务”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金三角逐渐“声名远播”。而这一盛产毒枭的地盘，也就成了民国鸦片最后的藏身之所。

共产党在执政后，让中国成为光荣的“无毒国家”;国民党政权虽然好坏也名义上统一过全国，但在执政期间中国却变成了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溃败后还顺带造就了世界最大毒品产地。从这个角度看，谁更值得表扬谁更应该被唾骂，是再怎么也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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