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误把朱老总抓起当“俘虏”
1959年9月30日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群星璀璨，人潮如涌。朱德委员长在前来敬酒的人群中，指着一位身材高大挺拔、身着少将军服、戴着一副?L琅架眼镜、留着短髭的军人，风趣地笑着说：“营长同志，还记得不，你下过我的枪哩！”这位将军此时却像年轻人那样变得腼腆起来，刚想要答话，站在朱老总旁边的周恩来总理开口了：“老总，不能记仇啊，不打不成交嘛！”“不是记仇，是记住我有过这样一个好营长哩！”朱老总笑道。
这位少将便是时任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他的性格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钢烈如火。南昌起义时他确实下过朱老总的枪，误把朱老总抓起当“俘虏”。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时任叶挺部下第二十四师二团三营营长的袁也烈，奉叶挺之命，率部开赴南昌。
7月30日下午，袁也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传达了党的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以挽救目前危机。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总指挥部的战斗部署，各部队加紧进行起义准备，袁也烈营的任务是夺取和控制南昌城东门。
31日早晨，袁也烈化装来到东门附近，仔细侦察了敌情、地形，发现驻敌有1个团部、1个营部、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估计的兵力大得多。虽然敌众我寡，但袁也烈认为自己处于主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完全可以克敌制胜的。于是，他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下午，袁也烈营来到东门外，以部队刚到找不到宿营地为借口，在东门外驻敌营房前面露天宿营。连长们则以选择哨所位置、寻找饮水及大小便处所为名，详细察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侦察情况。敌人也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些巡逻武装，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有的甚至走近露营部队想看个究竟。然而，他们看到的是，在一排排整齐的枪架下，躺着一个个疲倦的士兵，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较远的地方放着横七竖八的行李担子，一切都似乎平安无事。夜深了，按照袁也烈的部署，战士们悄悄地行动起来，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左臂缠上作为识别用的白毛巾……做完这些，依旧躺下“沉睡”，等待起义时刻的到来。
8月1日凌晨，随着“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南昌城里顿时枪声大作。袁也烈一声令下：“冲啊！”部队就像潮水般冲进敌军营房。经过两小时的英勇冲杀，袁也烈全歼了朱培德部的一个团，胜利完成起义总指挥部交给的任务。这时，南昌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袁也烈命令战士在东门一线设置掩体和路障，以防敌军逃窜。忽然，一个40多岁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骑马过来，袁也烈厉声喝道：“站住！”那军官刚翻身下马，袁也烈就带着战士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然后让副官把“俘虏”押进营房，并向指挥部报告。不一会儿，副官慌忙跑来报告，说周恩来告诉他，刚才抓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什么？糟糕！”袁也烈连忙跑去“请罪”。朱德哈哈大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夸奖说：“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三人相视，发出朗朗的笑声。
牢狱生涯坚贞不屈
1931年2月3日，袁也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随后，他化名袁映吾赴上海养伤。
5月15日深夜，一批英国巡捕突然闯入他的住所，搜出党内文件24份，袁也烈和同在学习党内文件的桂仰之被捕。在押解途中，袁也烈机警地告诉桂仰之，敌人审讯时只说文件是袁映吾的，别的什么都不要承认。敌人连夜审讯，问袁也烈是不是共产党？袁也烈答：“不是！”“这些共产党文件是谁的？”“是我的。”“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姓王的寄放在这里的。”“姓王的在哪里？”“不知道！”敌人接连毒打拷问，袁也烈始终坚守秘密。
次日上午，同在上海养伤、给袁也烈传送党内文件的红军干部张剑萍，走到袁也烈住处时，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中午，敌人把袁也烈、张剑萍押到一起对质。
“你认识他吗？”敌人指着张剑萍问袁也烈。
“不认识。”袁也烈回答。
“文件是他给你的吗？”
“不是。”
凶狠的敌人当即把袁也烈打翻在地，拖进刑讯室，上电刑、坐老虎凳，妄图逼迫袁也烈屈服。但袁也烈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份。最后，敌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由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6月29日判处袁也烈有期徒刑5年，关进提篮桥监狱。
1932年7月26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依照大赦条例，将袁也烈徒刑5年减至3年零4个月。
1934年10月，袁也烈服刑期满。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员谈话“察看”，迫令袁也烈写悔过书。袁也烈当即答复：“我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可悔过的。”上海特别市党部遂以“袁映吾始终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并无悔过诚意，应送反省院反省”，函复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0月29日，袁也烈被解送上海市公安局，转送苏州反省院。
苏州反省院是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它采用种种手段，对革命者进行所谓“反省”、“教育”。袁也烈每次参加听课和阅读有关书籍，就利用各种形式，对其中愚弄和毒害人们灵魂的内容进行揭露和批判。反省院要反省人员天天写反省日记，袁也烈常在日记里写些三民主义中有关民族、民主革命的体会，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对敌人进行回击。反省院规定，反省人员的“反省期限”为六个月。袁也烈到反省院六个月后，却仍未被释放。直到十个月后的一天，袁也烈意外地被通知到院方候保室，他被告知：“只要办好找保手续，写好出院声明，就可以释放出院。”袁也烈写信回家，家里花钱托人办了找保手续。但他写的出院声明，却一次次被打了回来。院方将别人写的出院声明给他看，要他仿照着写。袁也烈不上敌人的圈套，他向候保室的人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反政府言行，你们是有案可查的。叫我怎么写反共自首声明！”候保室的人说：“你的脑子没有转变，还是怕写了声明，共产党不再要你。”袁也烈说：“在巡捕房，我没有屈打成招，现在办出院手续，也只能按我的实际情况办。”
经过袁也烈同院方的反复斗争，院方无可奈何，同意他写了一份“弃商就农”的志愿书，于1935年10月将其释放。
德州谈判针锋相对
1946年初，时任渤海军区司令员的袁也烈和政治委员景晓村指挥部队北移山东德州附近，准备解除德州伪军武装。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2月5日，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十五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来到德州城东南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地土桥镇。美方代表怀特中校首先以小组主席的身份说明来意，国民党代表刘金明上校油腔滑调，硬把德州城内的伪军称为国军。袁也烈走到军用地图前，义正辞严地揭露自停战协定签署以来，被德州城内伪军抢掠过的村庄位置和人民深受其害的事实，并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州城内伪军继续为非作歹，那我们的回答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时，怀特中校突然站了起来，盛气凌人地瞪大眼睛，伸出三个手指说：“怎么，你们要攻打城内的国军？我作为一个美国军人，敢断定你们三个月也奈何不了他们。”袁也烈神态自若地面对着怀特，也伸出三个手指说：“尊敬的中校，你是为和平来谈判呢，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我也敢断定，如果我们用武力解决城内伪军，请记住，不需要三个月，三天就够了！”
袁也烈像在战场上指挥战斗那样，掌握着这场外交战的主动权。经过几天的会谈和执行小组的调处，双方终于就如何在德州执行停战命令达成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国民党军代表是新任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中将，我军代表是袁也烈司令员。
在为达成协议举行的宴会上，肥头胖脑的王继祥几杯烧酒下肚，便有些忘乎所以，神气十足地夸耀起自己的经历：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抗战时期在胡宗南部任职，还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等等。
这时，袁也烈再一次祝酒，他神采奕奕，落落大方，颇有儒将气度，却蕴含着坚毅和威严。他说：“请大家举杯，为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干杯，为王中将这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干杯。”
王继祥万万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渤海军区司令员，他眼中的“土八路”，竟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尴尬地站起来说：“袁司令，想不到你也是黄埔学生。”这时，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立即插话：“袁司令不仅是黄埔学生，还是黄埔二期的干部呢。”王继祥在众目睽睽之下，吃惊地张大嘴，很不自然地说：“多有不敬，多有不敬，请袁司令见谅。”说话时，脸上渗出了汗水。
1946年5月下旬，风云突变。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德州城内敌军也已进入紧急动员和备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袁也烈奉命于6月7日指挥发起了解放德州战役。渤海军区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首先扫荡德州外围，先后占领了飞机场、运河大桥和德州火车站等地，扫清了外围之敌。10日晚9时，向德州城发起总攻。11日上午，袁也烈在指挥部听到我军攻入城内，伪军全部缴械投降的报告，高兴地说：“德州算是解决问题了，看王继祥往哪里跑。”此时，王继祥和部分残敌窜入军调执行小组所驻的东地医院内，希望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和等待济南方面的援军。袁也烈、景晓村向东地医院残敌下了两道通牒无效后，命令实施炮击。这时，怀特中校愿意出面劝王继祥投降。我军冲入东地医院，将躲藏在怀特床铺下的王继祥及德州专员双双活捉。这个在不久前德州谈判达成协议的宴会上傲气十足的黄埔军校生，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俘虏的第一名国民党中将军官。（来源：《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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