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优秀继承人，他的曾孙汉宣帝曾一语道破汉朝政治的实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王道，即儒家宣扬的以道德礼义教化为核心的仁政，它只是汉朝施政的一方面，而霸道，即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法家则为施政的另一方面。更进一步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外儒内法，即以儒家作为装饰，以法家为核心才是汉朝真正的施政方针。

　　“外施仁义”只不过是汉武帝表面上倡导的意识形态，官方的宣传，如果真的相信了未免太过天真。法家严刑峻法，令行禁止，信赏必罚，效率高，组织、动员性强，才能满足汉武帝的多欲，也符合他的行为处事风格，因此汉武帝重用酷吏是理所当然的，张汤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张汤从小就喜欢审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先后被周阳侯田胜、武安侯丞相田?兄弟俩推荐给了汉武帝。他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件时穷追党羽，被汉武帝赏识提拔为太中大夫，与另一位酷吏赵禹一起制定各种法律条文，力求严厉细密，对官吏尤为严苛。张汤将赵禹看作兄长，两人关系很好。赵禹为人廉洁、倨傲，不养食客，也不与公卿大臣有私人来往，暗中追查官员们的罪行，后来升任少府。以前赵禹是丞相周亚夫的下属，丞相府中的同事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然而周亚夫却不重用他，认为他虽然非常能干，无人能及，但是深文周纳，行事严苛，不能重用，后来赵禹升任九卿后，行事果然如周亚夫所料。

　　张汤、赵禹共制订的律、令总共有359章，大辟(斩首)罪409条，案例1882件，判处死罪的参照案例多达13472件。法令文书堆满房间，法官也看不完。没人能完全掌握如此庞杂的法律，正好给了酷吏们上下其手，玩弄法律条文、制造冤假错案的机会[2]。

　　张汤升为廷尉，位列九卿后，与天下名士大夫来往，虽然内心里他对这些人很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装作很仰慕。当时汉武帝喜欢儒学，因此张汤也想投其所好，审案也要附会古代的经典，还请专门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充当他的下属帮助断案。张汤在上奏疑难事件时，必定预先为汉武帝分析案件的原委，得到了肯定，就将汉武帝的意见制定为法律条文，以宣扬他的圣明;奏事被批评，张汤就谢罪，然后揣摩汉武帝的意见，说他的下属们也是这个意见，但是因为自己愚笨，不加采纳才弄错了，因此常常被宽恕;如果奏事受到表扬，张汤也说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听取了下属意见的缘故。张汤要推荐某人，就会扬其善掩其过。如果汉武帝想要治某人的罪，张汤就会穷治;如果汉武帝想要赦免某人，他就会与下属想着法子减轻其罪行。如果审问的罪犯是豪强大户，张汤必定曲解法律条文严厉治罪;如果审问的对象是弱势底层，他就去见汉武帝为其减轻罪行。

　　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尊敬礼貌，经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饮食;对于故人子弟无论是当官还是贫穷的都照顾得很周到，更是不避寒暑拜访高官;所以张汤虽然审案严刑峻法且并不公平，但在官场的声誉却很好。他的下属们虽然执法严酷，却依附于那些儒学之士，因此儒学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张汤。两千多年前的人们也知道披一层儒学的皮能掩盖自己的本质，以博取好名声，如同现在大把的所谓“儒商”、“儒官”。

　　张汤在办理淮南、衡山、江都三位诸侯王的谋反案时，不留余地，穷追猛打，株连杀掉了好几万人。汉武帝原本不想追究卷入此案的庄助与伍被，张汤却一反自己事事逢迎的习惯，力争将这两人处死，他多次通过类似的手段清除掉同事，用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汉武帝因此认为他秉公执法，既忠心又能干，将他提拔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

　　匈奴浑邪王等部投降汉朝后，又大举发兵征伐匈奴，正逢山东地区水旱灾害，灾民流离失所，全部需要政府接济，文景以来的国库积蓄为之一空，甚至连跟随卫青、霍去病北伐的士兵薪水都发不出[3]。于是张汤又秉呈汉武帝意旨，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改变了汉文帝制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藏富于民的方针，而是采用了“国进民退”的新经济政策，铸造白金及五铢钱，以获取铸币税，又将天下的盐业、铁矿冶炼业收归国有，由国家垄断其生产与买卖，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打击富裕阶级与中产阶级。

　　元狩四年(公元前117年)任命齐国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的铁商孔仅为大农丞(大农的属官)，主管盐、铁生产、经营事务，而洛阳商人出身的侍中桑弘羊因精于计算也参与筹划，三人对于经营、敛财都非常精通。盐铁专营的方案就此确定，认为山、海的资源都是属于皇帝的，因此盐、铁要由政府专营，如果有人违反私人经营，不仅要没收他们的生产器具，还要砍掉他们的左脚。于是又任命了很多商人充当官吏便于垄断盐铁生产、经营。但是由于垄断，缺乏市场竞争，政府所属的治铁工厂制造的产品质量低劣，却价格高昂，还要强迫民众购买。

　　同年，汉武帝命令少府铸造白金币，所谓的白金就是白银，但还掺杂了锡，以龙、马、龟为纹样，号称“白金三品”，规定其价值分别为三千钱、五百钱、三百钱，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盘剥行为;同时又铸造发行了三铢钱[4]，但仅过了几个月，主管部门认为三铢钱太过轻薄，容易被盗铸，于是又命令各郡国铸造五铢钱;虽然法律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但仍然是“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5]。自从铸造白金、五铢钱后的几年内，因犯盗铸犯法者太多，无法全部诛杀，吏民盗铸金钱应该判处死罪，并被赦免的就达数十万人。汉武帝又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巡视各郡国，举报盗铸钱币谋利的豪强富商以及太守、诸侯国相。为了确保新经济政策的顺利推行，汉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张汤，又提拔减宣、杜周、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一帮酷吏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主要助手)、九卿，派遣直指(特派员)巡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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