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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就在《解放》杂志发表文章，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5年7月13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王明扣“汉奸”帽子堵死陈独秀归党之路》

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1937年，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延安提出“回归”三条件

陈独秀出狱后，面对国家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峻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陈独秀两次主动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汉奸”

陈独秀是个倔强的脾气，一时不写检讨，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最佳时间。正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就在《解放》杂志发表文章，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接着，康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所谓“事实”。王明和康生的态度，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

王明到延安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以势压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王明把汉奸的帽子强加给陈独秀，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工作，一石二鸟，实质是在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矛头直指毛泽东，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王明他们给陈独秀戴上“汉奸”的帽子，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陈独秀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发表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彻底决裂。

陈独秀拒绝周恩来劝说

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因为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失势。这成为毛泽东重新谈陈独秀的转折点。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劝往延安，让其亲身感受延安军民的革命氛围，从而帮助转变其革命思想。陈独秀所在的四川江津属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因此，说服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善做思想工作的周恩来身上。从情感上，王明、康生编造的“汉奸事件”严重伤害了陈独秀。虽然两人已经被调回莫斯科，但不能排除重返延安的可能。陈独秀没有选择延安，令周恩来十分失望。

周恩来并未放弃对陈独秀的努力，1940年，他又托陈的好友朱蕴山前往江津劝说，请他到延安去养老。但是，陈独秀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他淡然拒绝了延安的最后一次邀请。

1937年出狱后，陈独秀未再参与任何政治组织。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摘编自《北京日报》《陈独秀与瞿秋白》《陈独秀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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