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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于北京病逝。凤凰历史频道特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高王凌先生撰文，追忆与杜润生相交往事。本文原标题为《杜老教我做调研》，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

噩耗从一早就不断传来，有学生关心他们的太师傅，有江湖上朋友问询追悼会消息，还有约稿的好几家……

若论起我与杜润生杜老的个人交往，以至被称为他的“关门弟子”，甚至“千里传音”让我代领某一奖项……这一切，大概都始自二十五年之前。

杜老指示我做农民“反行为”研究

那时候杜老刚刚赋闲，大家都很关心。一天回到家里，弟弟小蒙——他是我推荐给领头大哥，后来成了粮食改革的专家——征求我的意见，我遂答以：“写书”。因为这是最方便的一种形式了，而且农村改革十年以来，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啊。自然，这须从“十年”，上溯到“三十年”。结果，几位朋友都有相似的想法，所以就由杜老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参加的人前后有陈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林毅夫、晓犁、南生、道峰、小焕等人。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我们曾召开一系列小会，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19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

记得第一次，是锡文和我们兄弟两人一起去二十二楼杜老家，他拿出新出版的史料，跟我们谈土地改革问题。说到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土地改革的第三层含义：“重组基层”（详见《杜润生自述》）。听了使人振聋发聩。他还留下我们吃饭。

后来我给小组提供了有关土改的文字，为帮助大家“回忆”，罗列了不少史料。杜老不太满意，但他并不明着批评我。那些日子我为此睡不好觉，做恶梦。记得第一次跟杜老出去开会，有一位太行出身的老干部还给我出主意。也有两个大牌的部长见我是生面孔，质问我：为什么（跟杜润生）做这些研究？他们什么理儿不懂？我只好说是因为“饥饿”。他不再吱声。后来崔晓犁告我，他有一个儿子插队时即死在雁北……

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正是因为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批评，我们都在无形中有了一位难得的老师。当然，杜老给我的教诲还不止于此，在日后我为他写回忆录时，更涉及许许多多我不懂的国民经济问题。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看好我的当代史研究，其实，这离不开我的这位老师；而且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系统研究；当然，还有一条就是我肯于下乡调查。

其实，这也是他“指挥”我去做的。这就要说到所谓“反行为”研究了（反行为，即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时，以“反道而行”的行为来消解这项制度——编者按）。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

为此我们选了一个点：山西太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曾在太谷插队，除了那个村子以外还在另一个村工作过，认识了省级劳模游墨则。只有一个地方，感到调查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以为“反行为”是国外社会科学的一句通行用语，实际上它是我的一个“直觉”（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对此大表赞同），以前从没有过。它能否被证实，就是第一个大问题。

太谷还是杜润生的家乡，有不少亲朋故旧，比如老县长要进之，就是他的同学，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首先就肯定了我们调查的那些东西是存在的，还帮助我计算了当地农民能够从集体手里拿走多少粮食。具体说，其比重大约有20%。

这一点也为杜老所接受，并在日后应用于全国的数据估算。前一两年，我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当众对林毅夫说出，他因为是第一次听说，还感到震惊。

经过太谷的第一次调查，我心里有了底，就给杜老打长途说：我们的研究可以立住了！

回到北京后，我给他做了详细汇报。他亲自出马，带我一起去某大牌基金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批准

第二年我又去了太谷，杜和我相约在那里见面，他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那天见面的，还有他的90多岁的舅妈。据说杜很小就父母双亡，是为舅舅舅妈养育大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只知道是1903年（现在通行的说法都是编的）。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她是董村人，离我插队的西吾很近。她很感慨怎么当年自留地的产量比集体地里要高上几倍！这正是杜老所说的“自留地效应”。因此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他早就了解了。有同人说，杜润生一开始不同意包产到户，这怎么可能呢！

杜老的故乡阳邑，始建于春秋时期。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曾受托去那里看了他家的房子。一个精致的小四合院，可谓书香门第。他打算把它交公。近年县里来人表示，要建立一个杜润生纪念馆（另建一个白居易书院）。还征求我的意见。

以后差不多每次出门调查，我都要向他请示汇报（通常我是很快地写出一个调查报告，提交给他）。印象里最有趣的是云南。他让我找省农委的一位负责人梁林，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的合作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多有意思！

后来我去广东，他让我找了他的老朋友省农委负责人杜瑞芝。我在北京就认识了杜瑞芝。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当初邓小平是否不赞成包产到户，我写在了另外一篇文章里），并给我以调查指导。这些就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地区。

有关“反行为”的研究著作，终于在2013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我几次提到，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个人的共同研究，这并不是夸张。比如，大饥荒以后农民“两面政策”，就是他的提法。有一次他还说了一句：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过了几个月我才领悟，是说在反行为中，不要只盯着“瞒产私分”和“偷拿”上面（“包产到户”等制度修改也很重要）。

我年轻时，以清代经济政策研究获得路思基金资助，访问了美国，其中粮食部分曾经小蒙呈交杜老，很久以后他说还记得此文；退休前我访问了法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很高的荣誉），演讲内容即反行为的理论部分。

杜老痛删回忆录“点睛之笔”

我们的研究小组，不仅引致了“反行为”研究；直接的一个后序就是为杜老写回忆录。

1998年，我们在西樵山为杜老的回忆录通稿，其中有一段杜老说：

那时候（1953年初）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出版时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时他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当下他很不高兴。

感谢贾宝兰把这本书稿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尽管在这一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在广东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点，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马国川在《风雨兼程》中也写到这段）。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中几乎所有那些重大问题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呼咙”，为什么始终反对“包产到户”了。

那时候，杜老的前秘书给我拿来一批文件，都是国家领导人征求他的意见的，很难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也曾打算就此写一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未果）。

来西樵山来看望杜老的，除王岐山与我年龄相当外，林若、张根生、?榕、杜瑞芝等都是老人。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杜老“以阴柔致天下”

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杜润生到底是什么人物？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么？现在坊间的文字多这么说，甚至说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胜利就是某种“经济学”的胜利。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杜润生，在他们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包产到户”，就是他们“拱出来”的。

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中，批评了不少改革派同仁，以为“我们”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大轰大嗡”、“以多求胜”……其实都错啦。

但是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或者说正确的选择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杜润生的做法，我现在姑称之为“以阴柔致天下”。

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直到最近，才知道“农口”的同仁对杜老有着那么多的批评，有的还很不客气。比如，有人说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上，杜对包产到户就另有看法。而据我了解：1979、1980年初国家农委的两次会议上，杜处心积虑，包括安排安徽农委周曰礼做长时间讲话。杜老首先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老同学李银河的妈妈人民日报农村部老部长李克林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农村部何燕凌在座；这些人都是坚定的改革派）！——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

我不由得想起帮他整理“自述”时，他不止一次说到这次包产到户改革的方式，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所有那些反对者，一个都不处理，包括罢官的，也是平调，甚至调到中央来做官。

我现在才大胆把这些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所以我给老朋友宋丽娜写信说：有没有一条杜润生的路线，依靠“说服”，而不至于“鲁莽灭裂”？

我后来跟杜老熟了，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杜常常被视为“经济学家”，他好像也认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讲究保持其党内和部门内的“发言权”。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可能有人会为此轻视他，其实他极富政治头脑。要不怎么说他是某公的左膀右臂呢……

所以我的老同学、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王沅说：杜老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者，而是一位通达的政治家。

当然，日理万机，人也不免有操作失误，在有些地方（如经常把秘书抛在一边），杜也像他的老领导邓子恢。在我看来，对杜的认识，很多人还不如李克林。

不再能向杜老当面请教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今年启动的“统购统销”研究，通过它我明白了杜老和邓子恢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也重新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深化了以前的研究，还发现了“去货币化”的大问题……

传说杜润老曾经说，他这一生是无悔的。很可能吧。但我还要说，历史是很难写的，现在的“大数据时代”要求收集“全元素”的史料，而非经济学之剔除其他，一意寻求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杜老就曾私下跟我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不是过于成功，反而阻碍了其他路径的选择？这样思考问题，就很难能可贵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86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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