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周恩来、朱德主持我方同陈济棠谈判所达成的停战协议,不仅使红军长征举步之时,接连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第一、二道封锁线,而且也是我党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同时还是我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战略思想的结果。
本文摘自:《军事文摘》2003年09期,作者:江山华,原题为:《红军长征前夕的一次军事谈判》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大片国土日趋沦丧,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蒋介石却置民族危难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五次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为了团结粤军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由周恩来、朱德与陈济棠互派代表,在江西省寻邬县罗塘镇进行了秘密的停战谈判。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分四路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和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以致在敌人强大攻势下,红军节节失利,陷于被动。但同时,国民党内部各军阀间也矛盾重重,地方各路军阀害怕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后,被中央嫡系部队乘机兼并,因此对“围剿”红军均持消极观望态度,特别是盘踞广东的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大。
陈济棠号称“南天王”,曾经三次通电反蒋,是蒋介石极力想吞并的地方军阀之一,这次蒋介石封他为南路军总司令,令他出兵参加“围剿”红军时,陈济棠慑于蒋介石的权力和实力,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命令,只好把粤军余汉谋第一军、李扬敬第三军两个军调往赣粤边境,这样既服从了蒋介石的命令参加“围剿”红军,又可阻止蒋嫡系部队乘机入粤。陈济棠出兵赣南后,虽然先后攻陷会昌的要隘会昌隘、重镇筠门岭,但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对红军指战员的勇猛善战、机动灵活的战术心存畏惧;对蒋介石驱使粤军与红军作战,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吞掉粤军的“一石两鸟”的阴谋强烈不满。因此,陈济棠一方面并不想在江西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陈济棠认为,正因为有了红军的存在,才使蒋介石的主力疲于同红军周旋,同时又粉碎了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企图,对自己偏安广东,永踞“南天王”宝座是十分有利的。
1934年7月,随着敌人的堡垒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已成泡影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从中央苏区向西突破粤军封锁,到湘、粤、桂三省边界创建新的根据地并会合红二、六军团。恰在此时,陈济棠通过关系向红军表示合作抗日反蒋之意,并电约红军进行军事谈判,同年9月通过秘密渠道派了一个李姓密使前往瑞金,商谈军机并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说到,他准备派杨幼敏总参谋长为谈判总代表,希望我们派赣粤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鉴于陈济棠的诚意和为了顺利突破敌人封锁线,朱德总司令亲自回信给陈济棠,对陈部反蒋抗日之意表示欢迎,指出抗日救国才是惟一出路,红军愿与粤军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建议双方从停止作战、划分界线、恢复贸易自由、代购运输军火、武装民众等方面举行会谈。
之后不久,何长工、潘汉年肩负红军和党中央的重托,携带朱德书写的介绍信(介绍信这样写着:“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邬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拂为感!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十月五日”)经会昌前往敌管区筠门岭去参加谈判,陈部派一个特务连前来迎接他们。为了对外保密和保证我方代表的安全,陈部为何、潘两位代表专门准备了两顶四人抬的轿子,由特务连一路护送到江西寻邬罗塘镇严应鱼旅部新建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楼里。是夜,我方代表被安顿在楼上,陈部代表住在楼下,旅长严应鱼选派与他亲近的客家子弟担任安全保卫。翌日,谈判在楼上的一间会议室进行,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商谈,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1. 双方取消敌对局面就地停战。2. 用有线电互通情报(器材由陈部负责)。3. 解除封锁,互相通商。4. 红军可在粤北设后方,建医院。5. 可互相借道,红军行动前将所经过之地告知,陈部后撤二十里,让红军借道通过,但必须保证不入广东腹地。
谈判一结束,何长工、潘汉年收到周恩来出发前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很敏感,对此询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非常机智地答道:“不,是说和谈成功,和平鸽子上天了,以示祝贺。”随后,何长工、潘汉年经会昌连夜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此次谈判成功,对中央机关和红军的战略突围转移,将起极大的作用。
借此谈判达成五项协议的有利时机,中央红军和机关随即进行突围转移。10月21日,红军在赣南安远和信丰间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起了突围第一仗,在这一线驻守的粤军余汉谋第一军发现红军突围后,不仅没有很好地围追堵截,而且还边打边撤,退守到信丰、大瘐等几个重要据点,我军顺利突破粤军号称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而实际在当时,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调动兵力是非常容易的,且陈济棠在广东梅县和江西赣州等地建有机场,拥有包括战斗机在内的飞机七十多架,而当时红军的突围转移又是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每天才走十几华里或二三十华里。陈济棠当时若派战斗机狂轰滥炸,红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陈却按“机”不动。
当蒋介石得知红一方面军是战略突围转移时,急电湘军粤军火速出兵,加强桂东、汝城至仁化的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表面上紧密配合蒋介石行动,重新调派兵力,加筑工事,扼守咽喉要道,但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蒙蔽蒋介石,索取大宗饷械;另一方面对红军显示实力,迫使红军尽快离开粤境,因此暗地里要求各部履行停战协议,让出大路给红军通过。驻防这一线的李汉魂等高级指挥官以“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作为战场纪律严加执行。因此,当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大的战斗不多,相反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和短暂的休整。
长征前夕,周恩来、朱德主持我方同陈济棠谈判所达成的停战协议,不仅使红军长征举步之时,接连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第一、二道封锁线,而且也是我党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同时还是我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战略思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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