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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很不高兴，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也不会相信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作者：张传彩/口述 周海滨/整理，原题为：《张伯驹：“此情欲诉少人知”》，本文系节选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与潘素的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与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对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娓娓道来。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3万元。对这3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中共建政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但在1955年以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部长沈雁冰自报买5000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4000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1957年8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线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父亲会原谅别人。他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心里就可以坦然。”

批判会源于张伯驹对戏剧艺术的纯真热爱。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82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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