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文物证明，唐代初期是印刷术扩及书籍印制之年代，由此可以断定，印刷术的发明必在唐朝之先，但它究竟发明于汉朝，还是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因文献记载欠详和参与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的不同，出现了汉、晋、六朝、隋、唐，甚至五代和宋朝等多种说法。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五代和宋代二说，早因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唐咸通本《金刚经》的出现而销声匿迹；中晚唐说也随带有武周制字的《妙法莲华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西安梵文《陀罗尼经咒》的出现而不攻自破；唐初说又因“梓行《女则》”系书籍印刷，而书籍印刷是印刷术发明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发展之后的产物，而难以成立。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有汉朝说、六朝说和隋说这三种学说，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论证了。诚如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先生所言:“印刷技术史这门学科是不断发展而无止境的，时时需要知识创新。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发现,对已有史料的重新核对和新研究方法的采用,过去人们提出的某些观点需要修正,而代之以新的理论观点,过去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门学科保持生机并使研究继续深化”。 近20年来西汉纸的多次、大量出土，使得对东汉说和六朝说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学者，失去了“那时纸处于发明初期，尚不能用于印刷”这个主要依据。
资深印刷学者李兴才教授，鉴于以往的印刷史学家对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1973年所著《印刷工业概论》中便指出：“中国的印刷术，不是由某人独力发明，也不是在某一年代突然发明的；而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数千年经验的累积，逐渐综合演进发展的集体创作。” 李兴才于1996年6月1日发表论文《从长江源头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主张：“按照大印刷史观的立场，从源头忠实铺陈雕版印刷演进的史实，不必强行一刀切出偏颇不实的发明年代，正式提出“江源说” ，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年代的争论，可以终止。
鉴于诸说中之唐初、唐中、唐末、五代、宋朝等几种说法均为现存文献、文物证据所推翻，已无进一步讨论之必要，故本文仅就汉朝、六朝、隋朝及江源四说，作简要回顾和记述。
一、东汉说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胡作非为，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当时的官僚和以太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群起而攻之。在这样的情势下，宦官们不仅不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诬陷官僚和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社稷，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时有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大宦官侯览仗势欺人之恶行。侯览大权在握，有恃无恐，遂唆使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图谋不轨。朝廷借此“刊章捕俭”，到处张贴榜文，抓捕张俭等被朱并、侯览等诬告的所谓“党人”，牵连多达六七百人。这件事在正史《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记述较详者主要有：
1.《后汉书张俭传》云：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捕俭”。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而亡李笃家。……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
2.《后汉书侯览传》云：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举奏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侯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
3.《后汉书》列传第五十七云：
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八俊”，……刻石立?，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
4.《后汉书孔融传》云：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
以上四例所载，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因党锢之祸而“刊章捕俭”一事。对印刷史研究而言，关键是“刊章”二字。元朝号称慈湖先生的王幼学在其《纲目集览》中释“刊章”为“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清朝郑机在其《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中说:“汉刊章捕张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显见，王幼学和郑机都认为雕版印刷始于东汉，依据是《后汉书》多处记载的“刊章捕俭”四字。有不少学者对“刊章捕俭”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东汉刊章捕俭的建宁二年，离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公元105年相去未远，纸张尚不适宜印刷。也有个别学者引经据典，对“刊章捕俭”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与考证，颇下了一番功夫，得出了“‘刊章捕俭’的‘刊’字似非刻印之意，或系‘刑’字之误。据此，东汉发明雕版印刷似不可能”的结论。然观其全文，深感证据不足。好在其结论是“似不可能”，亦未定论。相比之下，还是李致忠先生的论断来的客观、精辟。他说：
总之，有汉灵帝要火速讨捕张俭等人的政治需要；有造纸术在此以前的发明改进和纸的进一步应用；有墨的广泛使用；又有玺印镌刻技术的直接启示；有“刊章捕俭”的证明，因此，说雕版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后期，即二世纪的中叶，是有可能的。
此外，主张、或与汉朝已有印刷术之说相关的记述还有二处：一为汉人王充着《论衡须颂篇》文中有“人争刻写”四字，似与印刷有关。原文是：
今方板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密，上书于国，记奏于郡。
二为日本人后藤末雄着《中国四千年史》中说：
中国早在汉代已创木板印刷术，唐代非常发达，唐中叶印刷佛典，唐末僖宗时木板印刷版本流布，书籍变为册子。
大印刷史观认为：印刷是工艺技术，工艺技术的发明需要长期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备过程，印刷工艺技术的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印刷术则水到渠成，必应社会文化之需求而诞生。既然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刊章捕俭”之前已经成熟，既然“刊章捕俭”事发生在印刷术的水到渠成之日，那么，这近两千年前的、难得的“刊章”二字，就有着系雕版印刷抓捕张俭等人的榜文的极大的可能性。近两千年前的史料留传至今者可谓凤毛麟角，人们理应倍加珍惜，万万不可轻率地予以否定！
二、六朝说
历史上的“六朝”，指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朝代，泛指与这六朝同期的历史时期。主张印刷术发明于六朝和记载这一历史时期内与印刷术发明有关的文献，有清朝李元复的《常谈丛录》、日本人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和清初仁和陈芳生的《先忧集》。李元复在其《常谈丛录》卷一中说：
书籍自雕镌版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藉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司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但未盛行耳。
岛田翰在其《古文旧书考雕版渊源考》中说：
予以为墨版，盖?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版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即知雕版矣。”
清初仁和陈芳生在其《先忧集济饥辟谷丹》中说：
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黄门侍郎刘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济饥辟谷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请将真方镂版，广传天下。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
以上三例，李元复之言虽系推论，但不无道理。正如今日大印刷史观认为“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印刷术则水到渠成，必应社会文化发展之需求而诞生”一样，道出了事物发展规律之真谛。岛田翰提出“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存在两种可能：一为传抄中抄错，一为雕刻印版时刻错。印版上的“穴”字误刻为“六”，则所有印本必皆为“六”，而抄本则未必。原因是抄本是一本一本地手抄的，不大可能都误作六。这一点，稍有印刷常识的人都会清楚。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陈芳生《先忧集济饥辟谷丹》中提到的“请将真方镂版，广传天下”，则值得特别的关注。因为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要将真方“镂版，广传天下”。正如张秀民老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印刷史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中所说的：
文中刘景先建议把辟谷方镂版，广传天下，若把文字光刻在木板上，而不用纸印刷，起不到广传天下的作用。所以这里指的应是雕版印刷，文字清楚明白，又有确切的年代。因此这个四世纪二百多字的药方，可说是最古的印刷品。在旧社会印施经验良方，视为善举，而刘氏已开其端。不过当时是否被采纳，文中未说明，而刘氏已确知雕版印刷的便利了。
按：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刘景先表奏镂版“济饥辟谷丹”的永宁二年，应是五胡十六国中后赵的年号。后赵永宁二年即东晋穆帝永和七年，为公元351年，而不是陈芳生《先忧集济饥辟谷丹》中的晋惠帝永宁二年。刘景先上表的原因是当时后赵的京城被冉闵大军围困百余日，城中缺粮，希望能用此方救济灾民。
“六朝说”中的几个例子，尤其是陈芳生《先忧集》中“镂版，广传天下”一语，道理讲得通，客观行得通，且距印刷术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日相去已远。应该说，六朝所处的数百年间，已有印刷术已不成问题。岂有瓜熟蒂总不落，水到渠永不成之理？
三、隋朝说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是个短命的朝代，仅存三十八年。然时间虽短，载有与印刷术相关的文献遗存却相对较多。主要有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慧净传》、《隋书艺术传》和近年新出版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
1．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说：
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曰:……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在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虽诚心恳到，犹恐未周。
2．张志哲文《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中说：
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说，慧净本姓房，是隋朝国子博士房徽运之子，在贞观年间，为纪国寺上座，……他开皇末年（600年）到长安，……下文中又提到有位太子中舍辛?，“学该文史，傲延自矜，题章着翰，莫敢当拟。预有杀青，?必裂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 ……由于辛?狂妄骄傲，慧净愤恨他轻侮僧人，写了一篇长文，驳斥说:“……然则我净受于重修，慧定成于缮刻”。“美恶更代，非缮刻而难功”。“无缮无刻，美恶之功就着”？是说明了写文章和刻书的重要性，如果不写文章，不刻印书，“美恶之功”怎么能显示著录下来呢？可见隋末佛教僧徒中刻书已经很盛行。
3．《隋书艺术传》中说：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久之，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模书，而知其字。
4．《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中说：
历史文物，向世人证实我国隋代已有印刷术。1983年11月30日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所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图1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这幅木刻加彩佛像约长32厘米、宽32厘米，似麻纸，画面呈旧米黄色，……此幅下部，有蓝地、墨栏，书写九行，中间一行书“南无最胜佛”，另八行为:“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
观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蓝地匀净，显为雕版刷印，而人物着色有红、蓝、赭石、朱砂及紫色，显为以笔敷填，……。 依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勾填墨的迹象，即字体先印出墨线，而后填墨。这大抵是印刷术尚未成熟阶段的一种印刷方法。
以上四例，为隋朝说之主要例证，有文献记载，也有实物遗存。支持者多，怀疑、否定者也不少。支持者认为:费长房着《历代三宝记》中的“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指的是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刷佛像和佛经;《续高僧传慧净传》中的“缮刻”二字，说的就是雕版印刷工艺中的缮写和刻印，字义明确;《隋书艺术传》中“卢太翼目盲摸书而知其字”,所摸者当然是书版;《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举证《隋木刻加彩佛像》,为美国著名拍卖行作为隋代印刷品拍卖，可知在拍卖前必先行鉴定过，且本书著者为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专家，又请著名木版水印大师王荣麟、孙树梅鉴别，获得共识。王荣麟大师仔细观察之后,高兴地说:“此图足堪珍贵,虽不见原作（按：作者所持为原作复印件），但视其边框和画面线条，属雕印无疑，就这么论定，尚有问罪者，我替你去作“班房”。此画印迹明显，又有木版水印大师的肯定，为雕版印刷品无疑。持怀疑或否定者则认为:《历代三宝记》中的“废像遗经，悉令雕撰”，雕者乃像，撰者为经,与雕版印刷无关;《续高僧传慧净传》中的“缮刻”二字,乃庄子讲的“缮性”与“刻意”，并非缮写与刻印;《隋书艺术传》中卢太翼目盲摸书而知其字，摸的是不是书版，还很难说;《隋木刻加彩佛像》的否定意见虽迄今未见诸报刊，但口头交流中已明确表示，此画并非雕版印刷品。
此外，由于“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技史范畴”这一基本概念在印刷史研究上的确立，学术界在印刷术起源问题上的研究也别开生面，有所创新。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西汉说”的提出。主要依据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印花敷彩纱和广东南越王墓出土的当时用于型版印花的两块凸版印版等实物证据，以及《中国染织史》等相关文献记载。主张和支持“西汉说”的学者认为，西汉初期的型版印花，具备了构成印刷术的印版、转印材料、承印物等三要素，且有印版和印刷品实物可资证明，我们不能因为型版印花的承印物不是纸、印刷的产品不是读物而将其拒之于印刷术大门之外。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型版印花不是印在纸上，印的又不是读物。因此，只能把它看作是“纯粹的印刷术”，而不是真正的印刷术。
众所周知，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这漫长、渐进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年代的久远和文献记载、文物遗存的匮乏，人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它的具体的发明时间、地点和发明人。可以断言，任何以一事一物为据断定印刷术具体发明时间和地点的作法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至于西汉说提到的型版印花，就工艺技术论之,尽管它具备了印刷术三要素,但它毕竟还不够成熟,还处在印刷术的初始阶段，故笔者视其为“雏形中的印刷术”。不要过多地计较这“雏形”二字，因为雏形中的印刷术，犹如那雏形已具、有血有肉、即将破壳可出的雏鸡，同破壳而出、开始欢蹦乱跳的小鸡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
四、江源说
长期以来，书史学家争相找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但因史料物证阙如，致各家说法均无定论，李兴才教授在《印刷人看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时间》 中说：雕版印刷术并不是某人在某一年代所独力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技术基础、物质条件相互配合之下，经过漫长时间演进，累积无数先贤的智慧与经验，综合而成的集体创作。所以，自宋代以来，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祗因书史学家拘泥于印书、拘泥于“发明”之故。按“发明”是指：“用自己的精神智慧，创作前此未有的事物或获得前此未知的义理。”关键在于是否为“前此未有”或“未知”？如果雕版印刷术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发明，当然是前此未有的、前此未知的，必会令社会惊喜、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只有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事，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然，雕版印刷为何不像造纸、泥活字、木活字、指南针、木牛流马、……一样，留下发明人和发明时间的片言只字记录？正因为独缺文献史料，雕版印刷术绝不是何人于何时突然的创新发明。
印刷技术，无论是“用现代科学观点”看，或从“古人的技术活动”看，都是集体合作的综合应用；无论是古代原始的传统印刷品或现代新兴的高科技印刷品，都不可能仅凭一已之力可以独自完成。就以雕版印刷来说，绘稿写字的、勾描上版的、雕刻图文的、制作雕刻工具的、制墨（或染料）的、制作承印载体材料（树皮布、缣、帛、纸、……）的、调色上墨的、刷印或刮印的，不可能由一人独力全部承担，事实上必须分工合作，各展所长，乃能竟其全功。
中国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已作印纹陶和树皮布印花纹。四千年前的夏代进入青铜器社会，到商周时代，青铜器制作鼎盛，已用图文转印技术。到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陶印文字、型版漏印花纱，凸版在织物上印花技术得到发展，在西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吴淑生、田自秉，1983） 秦汉时代，玺印陶纹、模印砖瓦文字流行，继之由刻甲、骨、金、石而雕木版，迨笔、墨、纸、刷齐备，钤印、拓印与雕印符咒佛像普及民间，逐渐发展完善而用于雕版印书。因之，雕版印刷既非由某人在某时独力所发明，亦非一事一物所能竟其全功。雕版印刷术，源远流长，是无数先贤经由数千年智慧和经验的累积而成，是集体创作，又是民间工匠之事，故不受人重视。任何一种新工艺，都是在前人已有的旧工艺基础上逐渐改良而来的，不是“前此未有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发明”。但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最早所独创，为外国当时所未有，为外国人当时所未知，自应为中国人之发明，其理由至为明白。
李兴才教授进而在《从长江源头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说：自古即有“江源如帚”之说，我国第一大河的长江，全长6,300公里，蜿蜒流经九省后入海。在古代，认为长江是以岷江为源头。徐霞客认为长江以金沙江为源头。一般地理书籍，多认为长江发源于青海的巴颜喀喇山或者称可可稀立山南麓。近年实察发现，在青海与康藏交界处的唐古拉山格拉丹东主峰（高6,621公尺）下，冰塔如林，四十多条冰川融冰之水，才是长江的最远的源头。媒体说：改变了教科书的说法。
长江的江源区，是由“如帚”的四十多条冰川融冰之水合流，称沱沱河；再与楚马尔河、乌兰木伦河先后合流，称通天河；到玉树以下，称金沙江；宜宾以下才称为长江。其中宜宾至宜昌为上游，宜昌至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
若说长江起自宜宾，自非事实。当然，也不能说长江起自玉树。那金沙江算不算是长江？通天河算不算是长江？江源区诸河算不算是长江？如果江源区诸河、通天河、金沙江都不算是长江的一部分，那长江何来6,300公里长？哪能自宜宾突然冒出长江来？若不追根探源，长江决不可能成为长江。
假如把长江比作雕版印刷史，则江源区有如雕版印刷的源头期、通天河有如古代期、金沙江有如近代期、长江有如现代期（新技术期）。没有江源区诸河，没有通天河、金沙江，就没有长江。印刷史没有源头期，便没有古代期，但源头期与古代期之间，是源流一贯的，不能一刀就切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江源区诸河的水和通天河的水，是源流一贯的，也不能从中一刀切。否则，等于说通天河的水不是江源区诸河的水，长江的水也不是金沙江的水。岂有此理？
因为中国印刷术的历史演进，亦如江水，源头也“如帚”，也是绵延一贯的，各种新旧工艺，也是前后重迭而相互影响的。自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和树皮布印花纹,至春秋战国时的陶印文字、漏印花纱，秦汉时代的玺印陶文、模印砖瓦，以至甲、骨、金、石、竹、木的雕刻，笔、墨、纸的发明，而简牍、刻碑、抄经、钤印、拓印、木版水印等等，都是前后传承，每一种新的工艺，都是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新工艺出现后，旧工艺仍然继续存在，相互发皇；没有前人的旧工艺，绝不易突然冒出新工艺来，因此之故，雕版印刷术的演进发展，乃是新旧工艺的长期综合过程，由于各种工艺的加入，印刷术便日渐成熟而付诸实用。正如长江是由所有源头活水所汇流而成，任何一股涓滴水源，都是构成长江的要素，长江才能绵长而壮阔，一泻6,300公里（参见图6、7）。
“江源说”的结论是：雕版印刷术是综合演进的集体创作，没有确切的发明人和时间、地点，我们只要不断充实其相关各源头的史实，便是真正的雕版印刷史。不必强行定出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发明时间来。更不必再为发明年代而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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