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下达“不许革命”的禁令】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
1945年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周恩来一眼看出蒋“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
【斯大林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
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对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一点）
【斯大林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采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
其次，充分利用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19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
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抢占东北。但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但私下应允，已¾ 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
【莫斯科为何立场突变】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则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他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
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 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说：“苏联政府已经 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日至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斯大林再次打出“中共牌”】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 …… 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¾ 济合作……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危险的局面。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愈益强硬。
不仅政府之间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为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 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为何“举棋不定”】
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3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Ð 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
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一则占有了相当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按：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肖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¾ 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
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 息的机会。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 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
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笔者却认为，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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