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朱悦梅
2004-06-29 10:50:28 阅读 1372 次
作者提供(原刊《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
胡灵太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是北魏晚期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她“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位总机要，手握王爵”[①]，在北魏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她大力推行佛教，使北魏晚期佛教盛极一时，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于她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其故乡甘肃陇东，也在她的支持下兴建了许多石窟。
胡灵太后之崇佛，历代文献多有记载，近年发现的的考古资料，又可为史书的记载提供佐证和补充，为探讨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证据。本文拟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较为全面地论述胡灵太后的佛事活动及其影响。
一、胡灵太后之崇佛
宣武帝时，胡氏即以生太子元诩(魏孝明帝，515～528年在位)而进为充华嫔。其地位虽不高，但深受皇帝宠爱，作为皇太子的生母，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在宣武帝去世，子元诩登极之初，便被尊为皇太妃，进而再尊为皇太后，地位猛升。“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②]，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亲览万机，手笔决断。”[③]
胡灵太后家族素崇佛教，各种史乘不乏记载。如其父胡国珍兄胡真生有四男，其中，一男名僧洗[④]，另一男名虔字僧敬[⑤]。不难看出其敬佛心态。胡国珍的妹妹曾出家为尼，好谈佛事，精通佛理，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为皇后、嫔妃及公主、贵夫人等讲经布法。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胡灵太后渐渐喜爱上了佛理，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⑥]。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⑦] 故其去世时，胡灵太后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魏书?胡国珍传》、《洛阳伽蓝记》中对胡灵太后崇佛及其为父母立寺祈福事的记载更是不一而足。
胡灵太后一生尊崇佛教，在其执政之初，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
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永宁寺的周围筑有围墙，墙上有木椽，椽上有瓦覆盖，这和当时皇宫的宫墙完全一样。寺院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庙门一座。永宁寺的范围比今天的白马寺还要大三分之二以上，内有僧房楼观达一千多间。在寺院中心建有极为辉煌壮观的9级木塔，均用木制，高90丈，佛塔上有柱，高10丈，共100丈。[⑧]要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上有金宝瓶，能容25石。宝瓶下有承露盘30重，周围悬有金铃铎，大小如坛子，上下共有120个。[⑨] 规模如此宏大的寺庙，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⑩]、冲觉寺五级佛图等。[11]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元年（522）冬，还京师，得经论117部，行于世[12]。
太后如此笃信佛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各地，遍地修建寺院，善男信女纷纷出嫁为僧为尼。据统计，北魏肃宗神龟元年（518），洛阳城内有佛寺500所[13]；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竟激增到1367所。[14]16年间，僧寺增加，超过一倍，可见当时佛教泛滥之状。各州郡佛寺，更是遍地开花，此时已有30000多所，僧尼达200万人。[15]
胡灵太后之佞佛，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恐慌与不安，纷纷向其谏言，俾便认清大兴佛法之危害。如延昌末年（515），主簿李?就曾上书陈言当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之情状，并措辞激烈地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哭诉于太后，罚?金一两。[16]
神龟二年（519）八月，胡灵太后率群臣临幸永宁寺，兴致很高，亲自登上九层佛图。回朝后，催光上《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谏太后身为人主，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上行下效，无法制止。[17]九月，胡灵太后临幸嵩岳，催光又上表谏之，规其不可扰民。[18]张普惠也上书谏胡灵太后不可过于崇信佛教，不可临幸京师近郊佛庙。[19]
对胡灵太后大兴佛寺事，李崇上《灭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建议“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以其资来兴办学校。[20]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也上奏称：“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侵夺民田，广占田宅。”应加以限制。[21]
对于这些谏言，胡灵太后虽然准奏，但佛教泛滥现象并未因此而减。到北魏末年，所在编户之民相与入道，假借沙门，逃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佛法以来，未曾有过。这就与当政的胡太后笃信佛法，提倡佛教，大兴寺庙分不开的。胡太后从内心深处便不想禁止佛法的繁盛，故虽屡下诏令，仍无改观。
二、胡灵太后与龙门石窟的营建
胡氏家族还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正光三年，522)、西山老龙窝(正光五年，524)、西山莲花洞北壁(孝昌元年，525)和西山火烧洞(年代不详)中迄今都还可见到与胡灵太后及其家族有关的题记，惜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22]今移录如下：
1． 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造像记（今残，题记框高46厘米，宽17厘米）：
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
慧畅仰为皇帝、太后、师
僧、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众生，
敬造弥勒一铺，悉 皆同时成佛。
2．龙门西山莲花洞北壁西端上层有题记：
中明寺比丘尼道扬、道积、道保，
依方峙行道愿造贤劫千
佛，但愿司空皇甫度及陈夫、
兄夫贵鉴夫人、柳夫人诸贵
人等、北海王妃樊，仰为皇
帝陛下、皇太后、旷劫诸
师、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见
在眷属，十方法界、
天道众生，生生世世，侍玄（贤）
劫千佛、发善
恶心，弥勒三会，愿登初首，
一时成佛。
大魏孝昌元年
八月十三日记。
3．龙门石窟西山老龙窝，北魏邑义为胡灵太后造像题记（高48厘米，宽36厘米）：
正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道
俗廿八人共造像一区，上
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下
为法界苍生，离苦得
乐，□迳攸保，愿
众 生 同登正觉。
都 维 那刘景和、
邑 子显宝、
邑 子李崇启、
邑 子显叶、
邑 子赵洪始、
邑子史兴宗、
张匡（以下19人略）。?
4．龙门石窟西山，火烧洞西壁南段有北魏清河王元?妃胡智（胡灵太后侄女）及其子元善见等人造像记：[23]
□ □（孝昌或正光）年七月十
□ 日，清信女佛弟
子 清 河王妃胡智，
敬造
释迦像一区，愿国
祚无疆，四海安宁，
离 苦常乐。
弟 子元善见侍佛。
弟 子元敬孙侍佛。
弟 子□仲华侍佛。
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24]，景明初（500），著名的龙门三窟（即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个洞窟）开始动议建造，到正光三年（523），在胡灵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25]期间，胡灵太后于熙平二年（518）亲率文武群臣临幸龙门石窟，以示她对佛之虔诚和对石窟营造事业的重视。在胡灵太后执政的短短十余年间，龙门石窟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26]
三、胡灵太后与陇东石窟的营建
胡灵太后在洛阳大兴佛事，于史有载。推而论之，她在故乡陇东也应有所举动，况且其父“雅敬佛教”，而她又非常孝顺父母。
陇东地区石窟众多，至少有三十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晚期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
北魏后期，陇东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太平真君七年(446)，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聚万众起义，响应关中以盖吴为首的胡、汉、羌、氐等族的起义。延兴元年(471)，泾州民张羌郎发动起义。正始三年(506)，秦州屠各胡人王智率民暴动，推举吕苟儿为主，以建明为年号，发展到10万人。泾州人陈瞻又率众响应。这次起义遭到了北魏大将元硕的镇压。
但事过刚三年，即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史载：
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27]
509年，在镇压了刘慧汪、刘光秀暴动之后，奚康生被任命为泾州刺史。他所到之处，都以大兴佛教事业为务，曾动用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其开凿活动可见于南、北石窟寺碑刻记载，如北石窟寺165窟内有一块宋碑，虽已很残，但仍可辨出如下之字：
……□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历景□□……□屡经残毁。
泾川发现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末尾则有着更为确切的记载：
大魏永平三年(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使(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28]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刘光秀本身为沙门，其发动暴动利用的又是佛教这一史实不无关联。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当奚康生任泾州刺史（509～512年）时，宣武帝尚健在，胡灵太后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但无法否认，胡灵太后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向信佛道”的奚康生之所以能出任泾州刺史，并在那里大兴佛教，或许就与当时身为宣武帝宠妃和太子生母的胡灵太后有关。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云冈石窟落成。油漆未干，孝文帝便在新都洛阳营建规模更大的石窟群??龙门石窟。它们因分处南北二地，故又称南、北石窟寺。奚康生于泾州所开南、北石窟寺，想必是对两京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奚康生的作为就一定是按朝廷的授意干的，最少应得到朝廷的默许，否则区区泾州，安敢与京都相匹亚。泾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推测还应从胡灵太后为泾州人有关。
奚康生于泾州大兴佛事之际，胡国珍尚闲居在安定老家，胡氏又是当地敬重佛教的大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家族发生密切的往来。或许这就是当胡灵太后倚重的权臣元叉于正光元年(神龟三年，520)七月囚禁胡灵太后独揽北魏权柄后，身为元叉亲信的奚康生却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胡灵太后的一边，于第二年三月发动了旨在反对元叉专权以支持胡灵太后还政的未遂政变的原因。[29]这一戏剧性变化当与奚康生与胡氏家族有着更深远的关系和更为接近的宗教态度有关。
除了北、南石窟寺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庄浪县诸石窟的开凿。虽见不到明确记载，但从现存石窟遗迹看，其最早的造像也可以追溯到北魏晚期。陈家洞石窟的三佛石刻，面目清癯，肉髻高耸，两耳垂肩，施无畏印，足踩莲花。其造型相当生动，刀法非常流畅，为典型的北魏造像。在庄浪石窟中，同属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尚有佛沟寺石窟中的大型摩崖造像，同样也是三尊立佛。二者的造像风格与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所见极为相近，给人以他们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感觉[30]。这一因素使人很自然地就会把庄浪石窟的出现与奚康生和胡灵太后家族对佛教的提倡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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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9页。
[②] 据《魏书》卷9《肃宗纪》、《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正月条，该年正月改令为诏。
[③]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7～338页。
[④] 《魏书》卷83《胡僧洗传》，第1836页；《北史》卷80《胡僧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9页。
[⑤] 《魏书》卷83，第1936页、《北齐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69页及《北史》卷80，第2690页。
[⑥] 《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8页。
[⑦] 《魏书》卷83《胡国珍传》，第1834页。
[⑧] 杨?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然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条称其“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释老志》称：“永宁寺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按范祥雍先生之考证，应以四十余丈为确。
[⑨]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4～206页；《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载《考古》1981年第3期，第223～224、212页；《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2页。
[⑩]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31页。
[11]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85～186页。
[12]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51～252页；《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2页。
[13]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54页，引任城王元澄奏。
[14] 《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49页。
[15]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8页。
[16] 《魏书》卷53《李?传》，第1177页。
[17] 《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5～1496页。
[18] 《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6～1497页。
[19] 《魏书》卷78《张普惠传》，第1737页。
[20] 《魏书》卷66《李崇传》，第1471页。
[21]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4～3047页。
[22] 在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有专节收录“北魏造像题记”，但这几则题记都未见收录。本录文为龙门石窟研究所张乃翥先生所抄赐。谨志此鸣谢。
[23] 该题记拓片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卷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
[24] 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25] 刘汝醴《关于龙门三窟》，载《文物》1959年第12期（收入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6～61页）。
[26]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龙门石窟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151页。
[27] 《魏书》卷73《奚康生传》，第1633页。
[2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29]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5～297页。
[30] 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别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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