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甲申之变》，王兴亚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

　　向北京进军是大顺建国后最为重要的一项决策。当然，夺取北京推翻明王朝的主张，并不是这时才提出来的。它是李自成襄阳决策关中北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关中北京战略决策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先取得关中，建国立业;第二步是夺取北京，推翻明王朝。随着李自成大军北上西进关中，定鼎长安，建国大顺的顺利实现，李自成大军继续乘胜前进，攻打北京，推翻明王朝，取而代之。

　　(一)北京进军战略决策部署与实施

　　然而，计划毕竟是计划。由计划变为行动，需要一个过程。此次向北京进军是将既定战略决策付诸实施，落实在行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北京进军又是大顺开国后所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定。

　　对于这一决策，大顺领导集团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但这并不能说，大顺领导成员中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牛金星在行动上完全服从李自成的决策，并且跟随李自成，为之出谋划策，但他对大顺军夺取北京后出现的结果并不乐观。对天下大局发展趋势的估计，他似乎比李自成等人看得要远一些，不但看到了眼前一片大好的战争形势，更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国内复杂局势。此时河南有位老贡生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家和牛金星是姻亲，他们打下西安城后，我到西安找他求官，没想到他不答应，却说：“如今世间方乱，你才力不够，当不好官的!”我不服气，就问他：“难道您觉得北伐不能成功吗?”牛答道：“明军主力已丧失殆尽，纵有抵抗，我大军一到即破，怎么会不能成功呢?”又问：“北京一破，则天下大局亦定，您怎么说我不能当官呢?”牛喟然长叹：“我之所以说你才力不够，正在于此啊!你也是读过史书的人，你见过大顺朝这样的君臣吗?有如此之强的实力，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没有长远眼光，其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我投身其间，只是为了避祸，前途如何，如今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住了。我军北上后，你赶快返回家中，千万不要再参与这场祸乱!”我舍不得走，在牛家继续待着。数月后，大顺军回到西安，经营规模颇不同于数月前。我觉得奇怪，又找牛金星询问。牛凄然不语，但呼“奈何”而已。这段时间，牛每入议事，常常经日不出，后来甚至几天都不回家。一天，忽然置酒请我，喝到动情处，叹息道：“人生于乱世之中，哪有什么贵贱可言，都是孽报啊!”他指着自己的脑袋道：“如今看来，要保住这个家伙是很难了!我在这祸网中，大概还有机会幸免，就算被砍下来悬之市曹示众，也是说得过去的。可你强要陷死在这网中，又何必呢?年轻人啊，不是我撵你，你快换个地方住，遇到变故，也好逃命，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啊!”于是我们两人大哭一场，就此分手。

　　这则材料见于郑濂的《豫变纪略》。这是一则值得注意的述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牛金星对于攻打北京是有自己看法的。他相信攻打北京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据有北京后怎么办，能不能守住北京，谁能拥有天下，是个未知数。他在这里所说为人驱除就是替人做嫁衣，究竟是谁，他没有明说，毕竟看到了这一点。至少在他看来，李自成能够夺取北京，但不能真正拥有北京，真正拥有北京的将是他人。这不能不说是有预见性的观察与分析。不知他是否向当时的李自成提出过。然而，富庶的北京，皇城的北京，取代明王朝这个巨大的诱惑，使得正在胜利推进的大顺朝的领导核心不能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李自成决定亲率主力东进，经山西，直逼北京。

　　此时，明朝与大顺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顺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明军，而且士气旺盛，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适应攻打北京的需要，以李自成为首的领导集团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夺取北京。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就是聚集大顺军的主要力量，出动主要的将领，由李自成亲自率师前进，从征的有大顺军武官之首的刘宗敏，以及李过、李友等主要将领，大顺中央政府中的要员也都随之以行。

　　在兵力部署上，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取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大顺军，沿黄河北岸进军，先占领河南北部三府，而后由南而北推进，攻取保定，会师北京。李自成部是主力，担任主攻，刘芳亮是偏师配合，先扫清北京的外围，切断北京与外界的联系，对北京实行包围。

　　在做法上，以军事进攻为主，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大力动员民众支持战争，号召军中将士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停顿地进攻。大力开展招降工作，争取明朝官兵的归附，继续实行传牌制度，每到一地，在发兵攻打之前，先遣牌至，向守城官民及将士宣布大顺军的政策，仁义之师所到之地，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但兵临城下，不许抗违，第一铳要印官出迎，第二铳要乡绅投服，第三铳要百姓跪接。如关闭城门，上城拒守，攻破之日，尽情屠戮，寸草不留。同时将攻城略地与地方政权建设相结合。一方面既重视军事上进攻，快速推进，消灭明军在各地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注意扩大占领区域，特别是南线作战部队，在由南向北推进时，不是单线直进，而是横扫豫北、冀南各个州县。在攻取之后，按照大顺政府的地方建置原则，立即组建府州县地方政府，委官管理，并且留兵防守。李自成在进军北京过程中，十分重视舆论导向的作用。派出将士深入明朝占领区的军民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又通过发布文告的形式，宣传大顺军的战争政策，以及大顺军的除暴恤民，为民除害的各项政策，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北京城内。元宵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北京人更是注重这个节日。从正月初八开始，直到十八日，都是人们欢度佳节的日子。虽然大顺军已经挥师东进，但京城里人们依然沉醉于节日欢庆的气氛之中。守城官兵亦与广大市民一样欢度佳节。九门大开，不加提防。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出出进进。大顺军利用这一时机，装扮成各种人员，夹杂在行人中，进入城内。有的扮成富有的商人，拿钱买官，入城之后，遍布城内大街小巷，深入到官署与士民当中，宣传形势，宣传大顺的迎闯王，不纳粮的政策。他们奔走于京城街巷，广泛传布大顺军的信息，或则混入到守城的军兵当中，动员军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或则收集城内防守情报，掌握城内的防守部署，及时传递给李自成。

　　(二)李自成亲征与永昌诏书

　　向北京进军是在李自成直接参与、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在出师之前，先派出由李友、白鸠鹤率领的部队2万人出行。这支先头部队的派出，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任务，就是要具体地探明明朝在山西方面的兵力与防守情况，以便作出最终的决策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李自成命令先遣部队从西安出发北上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六日到达韩城，准备择机渡河。

　　山西与陕西只是一河之隔。黄河在山西境内长达2000余里，是上天为山西设置的天然屏障。由于河岸线长，特别是冬季十二月至正月上旬黄河冰封时期，人们乘坚冰随时可渡，随地可渡，因此，黄河防守任务十分艰巨。不仅委派要员专门负责，同时又将黄河防务作为山西巡抚的职责之一。蔡懋德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的。对于黄河防守以及禹门渡口的重要性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曾经明确指出：“今日防河，即所以防全晋，防晋即所以卫神京，关系安危最大且急。”十二月一份塘报稿里曾说：“伏乞天语，严敕督抚镇道专意督率河防，勿使一瑕可乘。贼势飘忽无常，侦探宜灵，多方鼓励勇敢入秦远哨，毋徒本下不敢深入为辞，致误军机。”高翔汉在题本中说：更有可虑者，盖晋中所恃黄流一带耳。万一贼兵刻下渡河，晋中无可恃，其地崩瓦解之势与臣乡不同。所谓不同，就是人心动摇而天下事难言矣。为了加强黄河防守，防止大顺军渡河东进，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实行分段把守，并增派副将熊通率部2000人到达河上。按照新的部署，巡抚蔡懋德同时负责山西黄河下游的防务。为了落实防守任务，他领3000人来到平阳(今山西临汾)视察并部署防守事务，并且责成有关将领防守河津。居住在太原的晋王朱求桂听到哄传李自成的大军要攻打太原，惶惶不安，便与巡按汪宗文商议，驰书蔡懋德，要他赶快返回太原。他以2000人分守汾州、平阳。十八日，他带着标兵千人离开了平阳，返回省城，将平阳的防务交给了守卫平阳的副总兵陈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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