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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人口管理，基本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呈螺旋式上升，庞大人口初基在清中叶奠定；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人口分布格局在宋元时期初步形成；从明朝开始，中国开始出现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充实边疆的移民现象。

山西人“走西口”，西行经杀虎口出关，便进入蒙古草原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10月31日B4版，作者：李玉林，原题为：《清中叶，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奠定》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趁此，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有关人口问题。

商： 开始形成长寿、多子思想

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王为了解决内部纷争和摆脱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威胁，多次迁都。尤其是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徙。为了迁徙的顺利进行，盘庚制定了严厉的政策。据《尚书·盘庚》记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之，无遗育。”即在迁徙过程中，盘庚将对叛逆不逊、诈伪奸邪、犯上作乱者，轻者割掉鼻子，严重的将处以死刑，灭绝其全家；而对听话服从的良民，则将在新都城“永建乃家”。

商朝开始形成长寿、多子的思想。商代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万年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吉祥语。

周： 重视人口管理

周朝十分重视人口数字的统计，设有许多掌管人口事项的官员。据《周礼》记载，专门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司民（司命），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人口，注明性别，登记在户籍册上，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人口数字上报给周天子时，他要慎重其事，要“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大宰负责安排人口在农业、苗圃、虞衡（林矿）、薮牧（畜牧）、百工（手工业）等部门的分配；媒氏负责男婚女嫁，男30岁，女子20岁，必须结婚；司徒负责考察各地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分析它们与居民的关系，以趋利避害，让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健康地繁衍生息；此外还有司商、牧人、场人、廪人等管理与人口相关事项的官员。

西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国语·周语上》记载，在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戎氏打得全军覆没，于是准备在大原（今甘肃固原）进行人口调查，补充兵源。但大臣仲山父反对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理由是：王室受到了重创，实力锐减，人口稀少，进行人口调查，其实是公开示弱，会让诸侯们轻视而不亲附。王室可以通过相关官员，秘密掌握人口数字，不必再进行公开的人口普查。

西周也和商朝一样，流行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周代的歌谣中，关于子孙繁昌的祝福很多。《诗经》中有：“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宜尔子孙，振振兮”、“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汉： 人口锐减，鼓励生育

秦朝的人口约为2000万人，但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方之六国，无损其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发生了战乱，生灵涂炭。汉初，人口下降为1200万人。汉惠帝、吕后两朝，实行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汉惠帝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规定民间女子15岁到30岁未出嫁的，要罚款5算（120钱为1算）。

到汉文帝时，天下富裕，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小米一石（150斤）只要10来钱。到汉武帝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富家足。国家粮仓里的小米，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在仓库外；国库里的铜钱，累积成山，穿钱绳都腐朽了，无法计算。

到汉平帝时，全国人口约为6000万人，但人口分布不均匀，陕西关中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其次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长江以南的人口依然稀少，边境地区更甚。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汉朝把罪犯、贫民和豪强势族，进行大规模移民，迁徙到边远地区。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上王莽改制失败，导致战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

到东汉光武帝时，全国人口只有2100万人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汉安帝、汉顺帝时，人口才又达到约5000万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剧，天下乱。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在战乱、饥饿与瘟疫的摧残下，到三国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000万左右。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73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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